刘佑局退会引热门话题

惜抱书社

刘佑局退会引热门话题





现行协会体制弊端太多，只有变革才有出路



路朝阳


作为一个近三十年会龄的资深书法家刘佑局，于今年元月一日信致中国书协领导，声言退出中国书法家协会。刘先生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热议，赞弹者有之。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艺术成就的刘佑局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江湖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绝不会因为他的退会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中伤而改变他的形象。当然，刘先生对善意的批评意见还是要接受的。
至此时，再对退会的是与非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一“退会事件”上升到对协会体制的讨论，才具有深远的意义。吴冠中、陈丹青都曾对现行的协会体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过批评，但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而前段时间，郑渊洁的“退出作协事件”也只是指责某些人，并不屑与某些人为伍之类的话题，更未能对现行文化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触动。这一退，只是冒了个泡，也就停止了。
对刘先生的退会事件，我上网看了一下，问题的讨论已开始引向深刻。朱以撒、蔡树农、范步遥等人的文章都谈到了体制上存在的缺陷。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还有必要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中国作协、美协成立早一些，中国书协1981年成立。这些协会都是照搬苏联的模式。这几年，这些协会被称为“官办协会”。官办协会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问题呢？主要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在作怪。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是官商合谋下的市场经济体系。协会这些年已严重渗透进官僚书风与流行书风结合的再与书法名利市场合谋的怪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协会已失去了学术的功能。它事实已经变成了极大的名利磁场。从协会的历史来看，早期主要是依靠学术、中期开始发生变型，后期出现了学术上的严重腐败。在权力利益操控下的协会，它可使人摇身一变，一夜成名，甚至一夜暴富。协会变成了一把丈量职位高低的准星杆：主席的重量100斤，副主席的重量是80斤，理事的重量是60斤，会员的重量是50斤也够不上。比如说捐作品救灾，主席与会员就按职务递次打价，协会组织的笔会也是这样，早已按职位内定的价格给钱。在这个协会里没有学术标准，只有职务标准。某协会的一个领导，十多年前，还在广交会摆摊，一张四尺整纸的作品价格二、三千左右。后来通过关系爬上了副主席，其作品每平尺马上飙升到五、六千元，四尺整纸要五万元左右，再后来这个人又爬到了主席的位置，作品更是狂升至每平尺六万元左右，四尺整纸要40至50万元。“官”虽大了，但其作品的水平已比以前下降得多了。因为，他要忙于应酬，哪有时间去研究作画。某书协主席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其实整个协会都是这么一种情况。
为什么协会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权力支配下现行的文化怪异现象，怪在哪里呢？还是要给大家说透一点。
协会的头头，现在到地方去都很热门，各地的重要官员都很愿意接待他们，高级宴会，总统套房，甚至安排尽情欢乐。特别有些企业家更愿意接待协会的官员。这些协会官员被企业家请来了，也会把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请来，一起聚聚，然后“主席”为“大官”画画，当然是企业家掏腰包。企业家拉上了这种关系，这日后的事就好办了。现在协会主席的光环大得很，但艺术水平却很低，有些官员和企业家没有什么审美水平，只是以协会的任职官大官小作取舍。平时在很多场合，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暴发户和官员讲起，拥某某主席的作品而感到骄傲。现在，协会主席的作品其水平往往比不上理事，理事的水平比不上会员，会员的作品往往比不上没有入会的自由职业画家。还有一些人一旦当上协会的头头，就丢掉自己原来的专长（比如版画没有太多的市场），而去迎合市场改变画种，这些人除了拥有主席的光环以外，其作品水平连画廊的行画也不如。
因主席们的水平大都不高，协会举行的各种全国展览，高水平的作品很难入选。往往有水平的作者都不愿意去走后门，而喜欢走后门的往往水平又都不高。这些人通过各种关系的渠道，尽管作品不三不四，水平很低也屡屡进入展览，甚至有的还获奖。久而久之，艺术就得了流行病，就象流行感冒一样使有些人的声音全变了调儿。你扭，我更扭，你歪我更歪，变得东倒西歪。这些“大写手”也很快被吸收为会员（这就是协会进入了一种后现象）。一个好端端的学术机构变成了一个扭曲不全，权钱交易的“侏儒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