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民工的人命看不作为和乱作为

龙眠逸士

     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高危。超时工作,缺乏劳动保护是造成工伤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事故从来不是在一秒钟发生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他们本想靠外出打工改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双方的实力是不平衡的：一方面是强大的企业集团与用人单位，另一方面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农民工。发生了工伤事故，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往往会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办法，选择非必经程序逃避和减小责任。受伤害的农民工更成了弱势中的弱势。工伤事故中受伤害的农民工，一方面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伸出援手，提供法律帮助。
    然而，从农民工工伤事故中折射出的总是意味着伤害、悲剧和一种负面的情状。当悲剧成为一种常态，邪念成为一种常识，我们便看到权和钱横行霸道、欺压弱者的行状。试举一例，二00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浙江杭州钱江二桥工地，一安徽桐城（龙眠）籍民工，因施工方安全监管责任缺失，发生事故，不治身亡。在其家乡，其家属要求乡｛街道办事处职能部门，如司法所），村委会提供帮助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的官员（主任）却胁迫阻挠，村干部不要提供帮助，总之，政府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伤亡者不就是一个农民工吗？并且顺应包工头之意，混淆是听，为其隐匿情况，逃避责任创造条件。虽然官员与包工头沆瀣一气，有官商勾结，“钱”规则之嫌, 但是, 其以自己‘‘权势’’ 意识为支配, 把机关当成自己的天下, 把村委会当成自己的跟班, 而最后政府置受害者家属要求提供帮助于不顾, 装聋作哑而不作为了。那些公务员扮演的角色就是不问事也不想干事的尸位素餐的‘‘府内人’’ 。从人性道德层面上讲, 起码的恻隐之心也泯灭了。毫无疑问,他们所代表的机构应该对受伤害者负有责任和道义上的帮助，  而面对 弱势者遭受苦难需要帮助的冷酷. 麻木不仁, 这种角色错位， 如此冷血, 是不是一种人格分裂?是不是集体堕落?而如是同时, 政府的亲民和务实的行政准则也就被残酷虚置了。                                                                                                                                                                                                   
  遭受无妄之灾的鲜活生命, 成了亲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弱者的生命尊严被强势者轻贱, 生命不分贵贱的高贵意义也就变得低下。我们不知道受伤害者闭上眼睛时,对这个世界是否心存怨恨,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受伤害者也还有很多美好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受伤害者也是人。每个人应该对他人的生命充满敬畏。政府对弱势者所遭遇的不幸选择习惯性漠视,又有谁还应该为他们的基本的公民权利,发一声正义的呼喊呢?受伤害者本应获得帮助而没有获得帮助, 甚至遭到无情抛弃, 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而当我们拷问地方当局的冷漠不作为，这凸显出的问题, 是不是对‘‘百姓利益无小事’’ 的调侃和讽刺？若操权者潜意识中的利己主义选择以民为轻. 公信力丧失，惨遭蹂躏的将是民权与法制。而毋庸置疑, 受伤害者选择用什么方式和渠道保护自身的权益又充满多少艰难险阻, 同时又有多少无望？
不必否认，农民工这个庞大而弱势的群体是现代的‘‘苦力’’ 。当飞来横祸降临受伤害者头上, 鲜活的生命一瞬间变成他乡孤魂野鬼,而活着的亲人在经受着生离死别的折磨,又有谁该为他们洒一滴同情的眼泪呢?理所当然,政府面对受伤害者的求助和苦难而不是视民命如草，对权益所遭受的侵害而不是 不闻不问甚或鄙夷, 应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人道举措和改正的行为，告慰逝去的生灵, 抚慰受伤害者亲人的锥心泣血的痛楚，维护他们的权益，不负民望？
法治和社会力量直面这个群体, 他们的吁求有人在听, 他们的命运开始真正受到有效关注并获得实际帮助, 这是政府的职责, 是社会应有的救赎，也才是受伤害者应该得到的基本的公民权利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