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门，却没悟了风景

海山

没人告诉过我，岁月里对错，门票是好东西。买了就能进，进了就安心。可是我进了门，却悟不了门里的风景。

那年我二十一。

从无锡汽车站赶到宜兴分水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暮色裹着江南初冬的湿气，扑在脸上，凉得很彻底。崔执刚师傅在车站接的我们，瘦瘦高高的，笑起来露出一嘴白牙，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在崔的师傅介绍下，我只能选择去学瓦工。我师傅家在当地非常富有，也是出了名的厚道人家。我是第五个徒弟，排在最末。

师兄们对这个小师弟倒也照顾。大师兄尤其好，常喊我去他家吃饭，饭桌上也不忘指点我技术。"师哥，你的墙角怎么砌成垂直的？"我蹲在新砌的砖墙前，仰着头问他。他叼着烟，眯着眼看了看："最底层的三块砖，用吊线坨吊垂直，上面砌筑的时候只要在一个平面上就行。"他拍拍手上的灰，"你现在很难做到，熟能生巧。"

厂房的钢筋图纸，他给我翻来覆去讲了好多遍。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标注，在他手里像活过来一样，哪根是受力筋，哪根是分布筋，箍筋间距多少，他掰开了揉碎了讲。我听得认真，手上的茧子也一天天厚起来。

其实学这门手艺，骨子里还是想挽回那段失败的感情。母亲说，大秀子想嫁个手艺人。那个时候在家学手艺要三年，三年没有收入，家里还得出拜师礼，我家是耗不起的。无锡这里不需要那些规矩，来了就能学，还有少量的工钱。现在回头想想，说好听点是单纯，说不好听，就是很傻很傻。

后来我们都有了孩子。在舅舅家见了那一面，我那个孩子胖胖的，大气，温厚，小时候是小队里的孩子们大哥，经常带着同年纪的孩子一起上学。我问他："你在班里打架是第几啊？"他低着头说："第二。"说了这句话以后，被我狠狠教育了一通。记得那是他二年级的时候，也是家里的宝贝。她的女儿应该也是一样被家里惯着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她女儿打得大哭。后来我偷偷笑着问孩子："怎么回事"孩子闷声说："一直扰我，还是她先动手，我就打了她一拳。"我摸了摸他的头，又笑笑。

现在大了，两个孩子都留在了桐城，走上了一样的岗位。她有自己局长舅舅扶持，也不知道如今做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了。

学徒那五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师傅兄弟家干活。他家当年有个化工厂，是当地最富的人家，修着三层的小楼，按现在的叫法叫别墅。家里有个老奶奶特别喜欢我，早上让我一起和家人吃早饭，给我盛一碗三个肉馅的汤圆，有时候我能吃六个。那个时候年轻，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量吓人，慢慢把前几年落下的暗伤养好了些。

"多吃点，上午还有一大上午的活。"奶奶总是这么唠叨着，坐在对面的女孩，总是笑笑。她在读高中，周末回来，我在院子里和水泥、搬砖，她总站在我身后看着，也不说话。胖胖的，安静，几乎不开口。偶尔我回头，她就低下头，耳根有点红。

"小方，你想不想招亲？想的话就留下来。你看看，天天站你身边那个。"大师兄悄悄问我，压着嗓子，"老奶奶想让你招亲。"

"不。"我说，"我家就我一个男孩，不可能招亲的。"

孩子气。让我失去最好的一次向上的机会。后来想想，只要有钱，赡养父母是微小的事情，后来父母我也没有花费多少赡养，也就没有了后来因娶老婆造成的几年艰难困境，母亲也不至于早早地离开我们。

如果那一年留下来，人生大概会是另一番模样。可二十一岁的骄傲，像一层薄薄的壳，裹着自尊，裹着愚昧，裹着对远方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看不见眼前的好。

"小方，假如工程上我们按图施工的，也是对的，甲方过来说我们错了，你说我们怎么回答？"

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工地上歇着，师傅用筷子敲着桌子问我。我愣了一下，说："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不。"师傅放下筷子，很认真地说，"记住，一切以甲方为准。甲方的话都是正确的。"可惜我至今做不到。抗争是我唯一的选择。

那个时候师傅可能想培养我去独当一方。可惜我那时候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发大财，觉得师傅的天地太小，装不下我的野心。现在才懂，那不是天地小，是我太浅。

多年以后在无锡，多少次想去看看师傅，可是一直混得不好，觉得对不起师傅的教导，未能成行。人就是这样，越是在乎的人，越不敢见，怕的是那句"你过得怎么样"问出来，自己答不上来。

那年腊月的时候，我去了崔执刚家串门一次，遇见了胡朝望同学，那个时候胡朝望还在复旦读书。他哥哥崔执强、还有我，四个人斗地主斗了一整天。

崔执刚后来一直留在了宜兴分水，他的口琴吹得非常好，歌声只要听几次，就可以在口琴上摸出调子来。

后来在客车上见过一面，他拖家带口，脸上却没有岁月的沉积痕迹，笑容还是原来的真诚。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岁月里那张门票，我买了，也进了门。只是进门的时候太年轻，不知道风景要慢慢看。那些教过我的人、给我盛汤圆的人、站在我身后不说话的人、敲着筷子教我做人道理的人，都留在了宜兴分水那个下雨的下午。

而我，带着一身未干的泥，去了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