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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告诉过我,有钱不是一张门票。 门票是好东西,买了就能进,进了就安心。可钱不是。钱是一台机器,它先给你喂一口甜,让你以为自己摸到了门道,然后慢悠悠地转过身,把你推到第一排,替它挡刀。 那年我二十一。 二十一岁的日子,照理是该发亮的。我还记得无锡的夏天,热得像一口扣过来的锅,最高四十五度,夜里也无处安睡。我们住的是煤灰砖垒的临时房,头顶到屋梁不过两米五,喘气都带着灰。蒸饭用的水是运河里直接舀的,浑浊,有一股说不出的腥。活是修码头,铁、水泥,一天下来,人像是被河水泡发了又晾干的衣裳。 陆老板瘦,一家子把着摊子,是那种典型的家族式工地。他说话轻,眼神却重,话不多,工地上所有人,暗地里都怕他。 也就是那年夏天,徐文生刚结婚。小两口耐不住寂寞,他把老婆也从老家接来,在工棚边上支口锅,烧饭。队伍就这么一点一点,壮大起来,也一点一点,乱起来。年轻人带班,早上起不来,可当时谁都碍着情面,没人肯先说。 我是赶回老家收完稻子,再折返工地的。 刚到家,"小牛,你的信。表妹那边……回话了,不同意。"她后面还有一堆话。家里穷,娘家舅娘不点头,女孩子往外嫁,总得图个踏实,谁愿意往火坑里跳。 今天回头看,那是命运赏我的一记耳光,打得响,却救了我。亲上加亲,听着是美事,不幸里的万幸,血缘关系是影响下一代的。我妈不懂,我那时也不懂,只觉得脸上臊得慌。 爸妈在的时候,家里清贫,亲戚却走得近。小姑爷看我在无锡挣得还算顺,便托我带表弟出来,家里搞的更加艰难—认亲两头穷。从前觉得是酸文,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带着这身没处放的失落,我上了回无锡的火车。车轮滚滚向前,窗外的田埂、水塘、电线杆一根根倒下去。我带钱利平表弟一道出来闯。路上我一路跟他啰啰嗦嗦的说了很多,嘴不停,其实是心里空,怕一停下来,那股委屈就追上我。 到工地,我整个人像被抽了芯。下半年,整整几个月,没缓过元气来。 后来,承包的活多了,大家干,大家分。方龙友也来了,几个人围一块儿,算是开了个小团体会。是我先开的口:把徐文生撤了,换徐文强带班。没什么坏心,就是觉得活儿得有人领头,徐文强老实,肯干,能早起。 他坐上那个位置,原来的旧人,就一个一个走了。 理由出奇地一致:陆老板看不顺眼。 那时候我还懵懵懂懂,看不破里面的弯弯绕绕。直到中秋那天,天还黑沉沉没亮透,工地大门锁着粗重的铁锁。我和崔志刚早就商量好了,翻门出去,他寻了门路,要去宜兴学木匠。我的脚刚蹬上门柱,身后忽然飘来一声: "小鬼,这么早,出去干嘛?" 是陆老板。 我心一横:"您不是不要我干了?我只能去别处了。" 他笑了一下,瘦脸上皱纹挤在一块儿:"谁说的?我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了?你干活,挺不错的。" 我挂在门上,没动,也没下来。 那一刻,像有人把我后脑勺的壳敲开了一条缝。我终于看清了——那些"看不顺眼"的旧人兄弟,不是活儿不行,只是影响了徐文强的路,可是大部分旧人,多多少少都是亲戚。 崔志刚还是去学了木匠,我去学了瓦工,方龙友能干,坐了一年多副手,最后也拎着铺盖走了。 只有徐文强留下了。 他改了带班的规矩,他的工资加一成提成。就这么一成,像拧开了闸。无锡三山那几年,浪潮大得能把人托上岸。他带着自家弟兄三个,个个挣下了千万的家底,后来在无锡挂了建筑公司的牌子,最终走多远,在这个大浪潮之下,结果已经注定。 那年他二十五。 二十五岁,把人心算得那么清,把台阶踩得那么稳。我后来常想,那时候我还在为一份回绝的信失眠,困在儿女情长和自卑里,人家已经在算这机器的齿轮往哪边咬了。人中之龙,这四个字,我是从背后,一路看着长出来的。 如今我早不在那片码头了。煤灰砖的棚子大概也塌了,运河水还在流。偶尔想起那个挂在门上的清晨,陆老板那句"你干活挺不错的",我还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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