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海山

父亲说，我们的根，原先在五岭水库的水底。

那个村子叫大柳树村，听名字就知道，有山、有水、有树影铺满河面的好地方。后来水库要修，水要来，人就得起身。我三岁那年，一家人迁移到小龙尖山下，祖先的坟，留在了北边的那片山上。

早些年祭祖，是在如今桐城中学那边的祠堂。后来祠堂并进了学校，香火散了，族谱也散了。多少代不景气，连记忆都跟着断了档。我常常想，水底那片老屋基上，春天会不会也有柳絮飘下来。

那时候还是生产队。搬迁，是准许自己挑屋场的。父亲选了脚下这块地——整个小队一起上，荒山，面前一道弯弯的小河。地基是肩膀一筐一筐挑平的，是手掌加铁锹一寸一寸啃出来的。小河的流水，后来填成了水稻田；当初的荒山，慢慢长成了一个村子的模样。

可我记忆里的那间草房，一直是漏的。

雨一来，屋里就摆开盆盆罐罐，叮叮咚咚，像在替我们数日子。生产队年月，我家是年年挂账的缺粮户。分田到户清算，欠队里三百五十块。三百五十块——那时候一个工才三毛钱，三百五十块，是一个人不吃不喝几年。

爹娘都不识字，不会算工分，也不会低头做人。粮食总是不够吃，一到青黄不接，整整一个月，就靠借稻、借米、掐野菜往下熬。母亲见不得过，就开荒地，搞点私留地，偷偷点几窝南瓜，苗刚冒青，队长就领着人来了，一脚一脚踩进泥里，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苗头"。那一年，母亲蹲在地头，半天没站起来。

队里有余钱的，是队长和会计及保管家。孩子放学路上，掏出锅巴包着的一块肉，油汪汪的，香得整条田埂都安静。我站在那里咽口水。

我大概是随了父亲。他见不得不平的事，嘴里就骂骂咧咧，啰啰嗦嗦地要写状子、要告状。队里的队长恨得牙痒，要不是贫农出身兜底，要不是舅舅在镇上是个小领导，真不知要被批斗多少回。母亲一辈子都在耳边念：你没本事，还爱惹事，人家能不整你吗？念得父亲沉默，念得家里更冷，念得那些年连一碗稠一点的粥都稀。

可就是这么一个"没本事"的父亲母亲，一筐土一筐土地，把我们养大成人。

我十九岁那年，母亲喂了几头猪，卖猪的钱买了大瓦；再加上我出门挣的那点血汗钱，我们终于把草房掀了顶，盖上瓦。那天母亲摸着新瓦，手一直在抖。

我二十七岁，把老屋改造了，成了如今这栋二层老屋。

青瓦叠着岁月。春风一来，扫掉一冬的沉寂；秋雨轻轻叩着红瓦，薄雾漫进屋来，门前的野草，黄了一场，又青了一场。

年复一年，墙上的瓷砖熬不住寂寞，一片一片松了手，坠进泥里。老屋满身沧桑，却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在小龙尖山下，守着春夏秋冬，守着我们——长大，远行，归来，再漂泊。

小时候只嫌她旧、嫌她漏。一下雨，屋里没一块干爽的地方能下脚。我们嫌墙面昏暗，嫌瓦缝滴答，一心想着逃出去，去远方的高楼里，以为那叫体面，那叫自由。

夏天。田埂上的青草割回来，老牛耕作了一天，在门前杨柳树下嚼着草，慢慢反刍。妹妹在灶间忙，腮帮子总是鼓着气；母亲在一旁念叨，父亲一言不发。夜里把那张破凉床搬出来，摆上几个小菜，一家人就着满天星光吃得香甜。萤火点点，人声嘈杂，穷得叮当响，却暖得要命。

后来我们真的走了。

挤进亮得刺眼的高楼，穿上熨得笔挺的西装，学会把疲惫折好塞进公文包。房间是宽敞的，路灯是彻夜的，可没有一盏灯，是专门为我们留的。街上人潮汹涌，电梯里人人客气，却没有一句话，接得住你深夜的脆弱。

不知从哪天起，我们越来越沉，也越来越空。有时在凌晨醒来，眼泪先一步掉下来，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回头看，老屋还在。只是人声稀了，灶火灭了，田埂上再也听不见一声吆牛的响。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看四季更迭，看游子归来，又看游子拎着行李转身。你风光，她不张扬；你落魄，她不追问。她把所有的门都留着，把所有的灯都留着。

老屋一生不语。

可我终于听懂了——

最暖的不是城里的月，是故乡的月；

最亮的不是街上的灯，是老屋那盏，不管多晚，都替我们亮着的灯。

她等了一辈子，也不急。

因为她知道，孩子总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