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之旅》（五）

吴砺

                                                                                                《多瑙河之旅》（五）

有一段文字很精彩，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他记录了高尔基①和马尔罗 ②的对话，马尔罗当时到苏联访问。此段对话精彩捕捉了一种无人能逃离的、彻底的愚钝。两人讨论了陀思妥耶夫斯。高尔基不屑，说他不过是个好说教的神学家；马尔罗虽然承认提出大哉“天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点过时，却观察到还有一个细致而可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着连带感和未来。

从没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说出这种蠢话，不管这个读者多单纯或多么没准备，也不论译本有多差劲，版本有多糟糕。风往它要的方向吹。当时，高尔基和马尔罗，两位高度受推崇的作家，创了世界纪录：没有人比他们更不了解文学。他们并未受胁迫，也没有威胁可以当借口：如果根本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大林也不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一种更严重的懦弱，隐约渴望出众，共谋为文化辩论设定基调。他们可以宣称已达成目标，创下了令人羨慕的纪录。p371

我们搭巴士到靠近保加利亚边界的克拉多沃。对于一个准备不全的西方人来说，此后的地理愈来愈模糊。费利克斯·哈特劳勃( Felix Hartlaub)这位德国作家在“暴风眼”写了很精彩的笔记，“暴风眼”指的是纳粹国防军的特种突击部队。他说，在他心目中，过了贝尔格莱德，就开始有一阵无形无状的雾气，模糊地笼罩在他所在的巴尔干土地上，以致他搞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也是，在克拉多沃等巴土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p383

旅人对于这种毫无保留的对国家的爱不太习惯。几乎在每个地方，每个人都会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自嘲，不管动机如何，有理或没理，都不是西方衰败文化中所特有的。即使在匈牙利或罗 马尼亚，代表官方体制的那些人都觉得应该表现一点异议者的味道。除开具体的政治或社会动机，无论地域，反对，首先就是面对普遍的现实所表示的异议态度。但从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预演，到拥挤且储物丰富的餐厅或报摊，保加利亚都凸显出一种生气蓬勃的史诗气象，如同受到监督的新兵，虽然准备大闹宿舍，但对兵营和国旗都充满诚挚的认同。p386

柯坦卡就像每个生龙活虎的人，对于生活的乡愁简直毫无感觉。她对自己的国家十分骄傲，干了好几杯拉基亚烈酒之后依然面不改色，叫人羡慕。也许她那蓬勃的生气，借用瓦梭夫的话来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遗产。瓦梭夫是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声音。在其保加利亚史诗小说中，瓦梭夫写道，压迫特别使人们快乐；因为当政治领域关闭时，社会便会在带来立即快感的事物中寻找安慰，树底下的豪饮、爱情、繁殖都是。“被奴役的人自有其与生命和解的哲学。”这就是伟大的瓦梭夫，保加利亚人视他为守护神，而他的文字却大可能使这个国家的任何掌权者尴尬不已。但是保加利亚今天最让人着迷的部分也是与生命的和解——是因为另外一个不同的统治枷锁吗？p393

跨越多瑙河和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边境、连接鲁塞和久尔久两城的桥，桥名乃为颂扬双边的友谊，长度二千二百二十四米，号称欧洲第二长桥，仅次于位于里斯本横跨塔霍河的桥。古代编年史家格利果。乌瑞舍（G吨ore Ureche）说过，罗马尼亚的领土位于“通往邪恶的路”上，意思是几个世纪来对东欧的侵袭都是取道于此。不只亚济格斯人、罗梭兰人、阿瓦尔人、库曼人及培辛尼格人的冲击，还有每天生活中常见的误解和误会，都会造成伤害和流血()。罗马尼亚农民面对命运中无法理解的每个转折，都有办法耸耸肩说“这就是生活”，而或许那也是一种自我准备，以认命的态度顺应逐渐消逝的时间，这是乡 村诗人扎姆菲雷斯库最赞佩的地方。

说到罗马尼亚精神，认命似乎是一种陈腐的说法，但这样肯定的人不只有言语流畅的演说家和煽情的诗匠而已。连创作力旺盛、作品已构成了一部民族史诗的小说家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①都曾在一九o五年写到其民族天生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而齐奥朗赞美这个民族能接受铁链束缚的天命，受他人统治的时候能坚忍克制，是“被奴役的贵族”。罗马尼亚有俗谚骄傲宣称，低垂的头不会被砍；而诗人、农人兼爱国者的乔治·科苏布茨②在诗歌《受压迫者》里说：“受虐、遭笞、唾面白干，我们接受耻辱与毁灭的宿命。”p416

在一个接近郊外的地区，住着意第绪语诗人伊斯瑞·贝可维齐。他对我说，文学是一架吃角子老虎：生命和历史丢进去——或者猛力投掷——连串风暴事件、某晚的一道独特光芒、爱的问题或世界战争，但永远无法预知会出现什么结果，几个硬币或一整把响叮当的钱币，瀑布般的诗。贝可维齐人虽然害羞而谨慎，诗却敏锐纤巧；他被家庭的温和高贵和执著的悲怀所包围，而那已然征服数世纪的暴力和集体迫害。他整齐朴素的小房子里的图书室，是东欧犹太人的小方舟，当他朗读自己的诗——比如《夜莺》一而他那刚从医院回来的医生妻子在准备午餐时，我们似乎了解了辛格故事的某些部分，那婚姻的秘密以及犹太家庭生活充满热情的壮阔史诗特质。p435

据希腊智者涅斯托耳说，原居住在黑海周围的住民将此内陆海名之为“黑”，希腊人解释意为“不友善的”( axeinos)。后来他们在海岸周围建立城市，将之变成希腊人的内海之后，便又将之形容为“友善的”（euxeinos或Euxine）。但 即使在今天，词语的力量仍在黑海投射了一个茫茫大海的意象，广袤沉重的湖，流放、寒冬与孤寂之地。魏宁格将之与尼采联想在一起，总是阴沉的脸孔，无法平静。康斯坦察和马马亚之间著名的海滩，一到泳季，包括旅馆和观光客，都不能削减这名称的魔力。“那海水时而阴黑，如同夜的摇篮。”温提拉，霍里雅（Vintila Horia）如此写着。沉重的气氛、懒洋洋油腻腻的海、大旅馆佯装自命的豪华，都符合这名字沉闷、隐晦的魅力，以及其所唤起的古老而野蛮的情思。

康斯坦察，古名托米斯，奥维德流亡之地，现在是个重工业、贸易及船业发达的地方。建筑的折衷主义浓厚，甚至是沉重，新艺术风格阴郁如纪念碑笼罩着，今天的海在浓云之下真的是灰暗一片，港口区的吊车又加重了海平面铁锈般的感伤。霍里雅在一篇关于奥维德的小说里想象着这位流亡诗人听着海鸥凄厉的叫声，仿佛在哭喊着：“米狄亚亚亚！”尖锐刺耳有如发自那野蛮巫女本人。即使没有想象力任性怂恿，潮湿海风沉甸甸落在心上，而气压计对血压的影响，效果都不亚于米狄亚所熟用的巫术和毒药。

高湿度混合着某种文学的记忆，导致了生命的流失吗？两者是否结合起来以揭显生命的乏味、欠缺意义、无力的孤寂，像一面无风时的旗帜？吊车有如一艘废弃巨船的金属桅杆，是卡戎摆渡于冥河上的船，从国有造船厂下水，而整个城市是一艘庞大无名的船舰，还来不及道别就起航，在死寂中漂浮，连道别时的憾恨和乡愁都一起带走。海水是异教徒的尸布，最终的航行，再过去便是无知无识之地，这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只有朦胧晦暗的炼狱，如同以往一样的现实，一样不完美，一样未成熟而不在乎，欲望和情感都稀薄了，好像唯一的秘密是磨钝事物的棱角，而真理不过是减弱了的兴趣。

基督教的来世包含灵魂和身体，异教的来世只有幽灵。也许是因为这缘故，异教的来世比较现代而可信：那是一座电影院，重复播放已然不存的现实的影片，仅存生命的剪影。也许剪影也无话可说，他们厌倦了总是要给人刺激的剧情。淡漠、无语，彼此擦身而过，如同走在一起但没有拥抱的情人照片。在这股干热的风中，连瞥见消失在转角的爱人，也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痛苦感伤，而那就是地狱的人口。

黑海的风带来这种忧郁，奥维德——该地的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可能会求助于爱神厄洛斯，而呼唤她来对抗时间潮水无意义的退落，并非不适时。不过那种刺激的真正药方可能无法满足他，不是在托米斯，因为他不是爱或性的诗人，而是谈情欲的诗人，而情欲需要的是大城市、大众媒体、沙龙的八卦和知名度。高明的情欲作家，不论奥维德或邓南遮，都精通营销，他会设定行为规范，发明流行话，又宣扬公式，像邓南遮，不然的话就会开启风尚，规定如何妆扮，像奥维德。但这并不会妨碍这样的诗人变成伟大的诗人，有时上述两人便是如此。不过不论如何，他需要一个可以表演的重要舞台，特别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一个社交媒介的网络和制造现实的机制，让媒介和信息、经验和信息、产品和广告混在一起，无法区分。情欲的诗人若要如此生存，必须处于事物的潮流中；他需要罗马，或帝国的拜占庭，或巴黎，或纽约。在十九世纪只管家务的乡土德国，要谈情欲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在古老的盖塔人当中更不成。那些在萨尔马提亚的冬天，对奥维德来说一定很寒冷。奥古斯都的报复方式的确是狠招①。p445

昨天我在三角洲博物馆，今天我来到三角洲，亲闻其味，见其颜色、倒影，潮水上易变的阴影，阳光中闪烁的翅膀。水流的生命穿过指间，警惕我们自身感知能力的不足——即使在今天的喜悦中，我们站在船的甲板上如荷马史诗中傲坐马车之上的国王——我们的感官已经过千年时光而萎缩，嗅觉和听觉比不上从每一丛波浪般翻动的草捎来的信息，我们早已和生命的流动分离。我们就像不再需要将自己绑到桅竿上的尤利西斯，像不再需要塞住耳朵的水手，因为女妖塞壬的歌已交给超音波，自我的国王陛下是无法分辨的。鸬鹚从上空飞过，张开鸟嘴，伸长脖颈，仿佛一只史前鸟飞过远古沼泽，但三角洲庞大的合唱团，所有低沉伴奏的数字低音，在我们的耳里不过是一阵呢喃，我们无法捕捉的一个声响，消失无声的生命细语，只留下我们和那“减退的听觉接受度”。

错不在多瑙河，它在这里清楚显示和富特旺根附近传说的水龙头无关。错在于一个人面对水流的闪烁和乐音时，觉得有必要掌握那一点无稽，却只是为了轻蔑地否定，或者岔题不谈水龙头滴水的假设以便逃避那河水之歌。可能连船上某个铅管工，而非尤利西斯，所写的航海日志，也会泄漏什么，而不是像一艘小舟快速而坚定的滑行，而尼可莱一定会知道怎样用树皮和纸张做出这样的一艘小舟的。大家知道，书本是非常没有把握的冒险，而文学组织是有远见的保险公司，很少发现有什么诗的灾难不受到 良好保护的。不过在这甲板上，，这三角洲的曲径间，要以平静的心作个笔记，需要海上的“所有冒险”当子句，包括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害、吊钩造成的破坏、与货物中污染物质的接触、偷窃、非法开箱、交递不成、疏散、故障和渗水等等。p459

萨多维阿努眼中的三角洲也是各民族的汇聚地，有如多瑙河将各世纪各文明的碎属、历史的残片，都带向海去，泛滥的时候又随处分撒。虽然如此，这些残余之物生命并不长；泛滥的时候被扫离岸边，消失于土壤中，如同河上浮沉的树叶和其他浮渣。萨多维阿努说了，多瑙河的故事是在一瞬间诞生和死亡的，如在阳光下干涸的水坑。斯蒂芬·班努列斯库的一个短篇描述了冬日暴风雨中一个小孩的丧礼，船只载着他的尸体到处寻找小山或沙丘以便掘土掩埋，狂暴的河水看似要冲刷掉那寒酸的埋葬地，冬天连悲剧和哀伤都抹却了，那岌岌可危的坟墓，那没有名字的故事。p461

多瑙河止于何处？在这不息川流中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一个现在分词形式的动词。河的支流自行其道，要中止的时候便中止，一条早些，一条晚些，如心脏、指甲和毛发，死亡允许它们从对彼此忠诚的约定中解脱。在这迷津中，哲学家很难用一根指头指着多瑙河，他所夸耀的精确性变成一种不确定、环状的姿势，含糊地包围一切；在这方圆四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河口三角洲，处处都是多瑙河，处处都是终点。p463

要确立河流的出海口，像寻找源头那样逞口舌之争是不适当的。人、动物和河流，都应该让它们安息，连名字都不必问。也许根据名称来选择多瑙河河口是可以被允许的，比如喜欢缓慢蜿蜒结局的人，Narcostomum可给予保证；又如果受到最后的文字洗牌的吸引，Pseudostomum这个假口可能手握王牌。坚持和魔法使我应该会投向圣口，因为根据毕尔肯之言，靠近圣口的地方曾经有个城镇，古称Istropolis，意为多瑙之城。

如同人们将名字和日期混淆，搞错年代，混淆生者和死者时一样，困惑的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最后的决定只可能根据传统，那独断的选择，符合十足虚无主义的年代。如果没有真相，操作性衡准可任意决定，如同棋赛的规则或高速公路法规的路标指示。引向苏利纳的直线有助于最终决定，而多亏运河沟通导致有效率的适航性，这条路线对于所有喜爱“调节”的人也有很强的诱惑力。因此，我们就当多瑙河是结束在苏利纳吧。p465

那，就这样了？三千公里的胶卷放好后我们起身，离开戏院，找找卖爆玉米花的摊位，然后漫不经心地往后方的出口走去。看不到什么人，即使有人也正匆忙离去，因为天色已晚，码头已空。但是河水不断地流，平静而确信地流向海去，而这已不再是一条运河、一个限制、一项调节，而是往外的流动，开启并纵身进人整个地球的所有水和海洋，加入深居底处的生物。上苍啊——马林有诗行这样说——让我的死亡如同河流注人大洋吧。p470”

吴砺

20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