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之旅》（二）

吴砺

                                                                                            《多瑙河之旅》（二）

年轻的歌德在如山的奔流中想见清新、勃发的青春，奔腾直下平原，滋养万物。在狂飙时期，河流负着前革命的希望，象征着天才、进步的生命和创造力。在《百科全书》中，“热情”一词被比做涓涓细流，蜿蜒，变宽，水势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力，浩浩荡荡终至涌人大洋，“泽被有幸受其润泽的土地，带来丰沛的孕生力量”。几十年后，奥地利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格里帕泽①的诗行却以相当不同的语调想象一道溪流的起源，他眼中的河流不会发展壮大，而是在历史中逐渐迷失，失去清澈无阻的发源初期那种微小但和谐的宁静，变得片刻不得安宁，混乱翻腾，终而溶解于大海的虚无中。p033

海德格尔没有天真质朴的灵魂，不像魏歇特( Weichert)，他不相信诉诸美好情感和简朴生活就可以恢复和谐。他对科技全面进击的解析没有任何说教，哲学家就该这样，他们的任务是以思想把握自己的时代，理解其法则，而非谴责时代的邪恶不公。但这并不是说他是那场凯旋的冠军，虽然常有人这样说。地震学家以里氏震极衡量地震强度，没有为受害者哀叹，但这不是说他们赞同地震。p046

这天天色灰蓝，雪和多瑙河静静流动的气息，河上的鸭群和芦秆，没有让四十年后旅行至此的德国学者想起那毁灭的景象。没有皇家空军在他头顶呼啸而过，弹如雨下，他也没有被勒克菜尔①军队的塞内加尔人挥舞着短剑追赶。沿岸这些地方仿佛邀人来歇脚：旅人无意赶路，情愿停下脚步，携着人和景致，甚至图特林根的那问房间，那是他几个小时前才离开的地方，还有在那房里度过的几个小时、沉睡的河流，和浮出海面的双耳瓶。旅行，是这个惯于久坐的男人的常态，他到哪里都保有自己的习惯和根性，试图以空间的移动来掩饰时间的侵蚀，一再重复类似的事情和手势：坐在桌前、闲聊、爱、睡觉。许多拉丁文格言以死亡语言的全副权威装饰着锡格马林根城堡大厅，其中有一则颂扬对本土的爱，驻足的灵魂安居在自己的住所，没有离家而去的渴望： Domi manere convenitfelicibus，至乐在我家。p047

弥赛亚将前来扶持无名者和卑微者，不是壮硕的生命；“赤贫者”维吉利欧·乔提（Ⅵrgilio Giotti）的诗，从他对妻小及他在市政厅职务的爱，照耀出谦虚和清明，不是聂鲁达式的澎湃；聂鲁达原本还把他的回忆录命名为《我承认我已活过》（／ConfessThat／ Have Lived）。然而，塞利纳也承认夸示个人生命机能之徒劳，那一段落问他的伟大闪现：“我的生命结束了，露西。我不是正在开始，我正以文学作为生命的结束。”他可以对单一个体撕裂般的痛苦感同身受，就像他穿越德国逃亡期间所照顾的唐氏综合征小孩，在他们的眼中，他读到一种能够超越历史屠宰场的尊严，但他无法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犹太灭绝行动之后，他从未发出真正悔悟的言语，他无法感受到，他未直接接触的人也有确凿可感的人性。

锡格马林根的城堡有一座教堂，也有一座博物馆。泰尔海姆（Thalheim）祭坛圣像画师于一五三o年绘制的圣乌苏拉的传奇有三折，为其中之一，我们的视线被引向一弓箭手怀有恶意的眼神，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受难图以及被戴上荆棘之冠的场面，则描绘了兽类般的群众，残忍的嘴、猥亵的鼻、可憎的。。那一切撕扯的暴力，粗俗又退化，塞利纳或许在其中照见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属于那匿名的群众，就像麦斯克希画师所绘的天使报喜图和耶稣降生图当中的场面。那是塞利纳伟大的理由：只有贫困可怜的人受剥夺的经验，让一些反动者变成了真正的诗人，虽然他们做了偏差的政治抉择。汉姆生和塞利纳都是这样，多亏他们经历了饥饿与卑贱的漂泊，而欠缺这样的历程，使得荣格尔①族般的表象变得十分枯燥乏味。

塞利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我毁灭的；喂养他的轻蔑态度所造成的诗和智识的后果，他承受着。这种轻蔑很简单：若一个人怀着有成见之嫌的形上体系，任何措辞或态度或人性的肯定，在他听来都会显得很低能；而这套体系又时时衬着幽微难解的生命背景。人权的宣称，听来有如轻率言语漫天四射那般荒谬，因为它无情得不足以对应存在的深渊。但人若面戴冷笑接受它，仿佛自己无所不知，仿佛自己最受启发、最能诠释那深渊，那这个人差不多也是荒谬的，也一样缺乏神秘深度。塞利纳或许嘲讽过那些谈民主的人，但是依据关于嘲笑的纯粹机械法则，最后一个被戳破的饶舌者，也可能同样有权利嘲笑他说的每个字，甚至变成蔑视。寨利纳的确也是个虚伪的信徒，虽然他很谨慎地将这个对自己的定义通过Y 教授的口中说出：“指控我的人都有钱可拿，我可不。”这确实是伪君子会说的话。卡夫卡虽然本人就是个办事员，确实也没有塞利纳庸俗。但是，卡夫卡是犹太人……p055

人不需要信仰上帝。相信被创造的事物就够了，就足以让人游走于万物之间而相信事物是存在的，深信这张凳子、这把伞、这根烟、这份友谊，是不可推翻的真实。怀疑自己的人是迷失的，就像害怕做爱不成的人真的就做不成了。有人为伴，我们感到快乐，感觉到世界无可怀疑的存在，一如所爱的人的身体给我们确定感，那肩膀、那胸脯、那臀部的线条，起伏澎湃如海一样不可否认。而就像艾萨克·辛格①告诉我们的，绝望的人可以表现出有信仰的样子，信仰随后就会到来。p057

\此处的多瑙河犹青嫩，奥地利还很远，但这河流显然已是曲折迂回的反讽大师，它的反讽创造了中欧文化的伟大，创造了战胜自身荒芜、压制自身弱点的艺术；感觉事物的两面性，同时有其真实性，隐藏但单一。反讽叫人尊重生命的误解和矛盾，一页的正面和背面分离，从未能会合，即使在时间和永恒之间、在语言和真实之间、在乞拉朋吉的降雨量和火奴鲁鲁的降雨量之间，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还有地理书上所有其他的降雨量统计。对于世界的不均衡和畸形缺陷的包容、对于从未碰到的两条并行线的包容，并不会减损我们的信仰，相信那些并行线终会在无尽处交会，但信仰不会强迫它们在那之前就交会。p058

事实上，纽维克洛夫斯基没有被来自虚无的狂风所袭击。他劳苦功高的一生彻底投入那两千一百六十四页，也受到这些书页的保护。他的生命在其中成长，如城堡中的庭院———那黑色的封面和厚重的体积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没有失信或背叛的信仰。

他胜过其他信仰崇拜者的地方，是不可能否认的。信仰上帝的人可能觉得自己突然被拋弃了，甚至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曾有此感觉；而他可以看到真实世界在他周围、在他脚下消失。后来变成以色列地方官员的那个虔信者哈伊姆。科亨，怀着祖先的正统信仰去了奥斯维辛，但是当他从集中营归来后，连他的上帝都遭到了灭绝，化成瓦斯灶里的一堆灰。还有革命、共产主义、历史的弥赛亚式救赎，也都可能变成挫败的神，或不存在的神，凯斯特勒①和其他人都有类似说法。斯万完全活在他对奥黛特 ②的激情中，最后才发现自己虚掷半生在一个不值得他这么做的女人身上。即使盲目而非理性的激情生命之爱，那对有些人来说蕴藏着无比吸引力和欲望的爱，也可能在片刻之间溃败，就像生命力的情色魅力最后变成像揽着肮脏抹布的法斯塔夫一样，而在风中飞舞的旗帜不过是块破毛巾。

但另一方面，多瑙河就在你眼前，即使只是多瑙河上游。它没有消失，也没有做出无法达成的承诺；没有让你失望，川流不息，并开放给人检视。对神学的危害，对意识形态的倒错，对受挫之爱的痛苦，它一无所知。它只是在那里，可知可感，清明如真理，而将一生奉献给它的信徒，感觉生命共此河水而川流不息，和谐统一，牢不可分。这种无止息的共鸣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两者，河神与信徒，都往河口流去。那就好似纽维克洛夫斯基学着奎因，恒常以手指河，并说着“多瑙河”，也好似这恒常的姿势会为他的生命而打败时间，以一种必然将获得回报的热情。p066

他以冷静自持以及最高的（虽然也是吊诡的）牺牲，压抑了良知的声音，而间接带给那个他曾试图击垮的希特勒政权一个很大的优势，也帮助了他想暗杀的希特勒本人。他所受的整个养成教育，阻碍他清楚地区分他的国家和政权，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刻；那个政权其实正在将国家引上歧路，又加以背叛，却号称自己就是国家的体现。也必须说，在创造国家与政权的等同而引发致命后果的过程中—-从“严惩战败者”的《凡尔赛条约》开始，联军应该担负的责任也不小，他们迟钝地不信任德国最高指挥部许多成员 打击纳粹主义的提议。灌输尊敬和忠诚的德国式教养，在隆美尔所做的决定中必定发挥了显著作用；尊敬和忠诚本身是伟大的价值：忠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支持自己的人，也忠于自己的荣誉誓言；但这种教养方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无法动摇，即使原有的土壤已变成臭气冲天的沼泽烂泥。这种忠贞之心如此强大，有时竟使一个人无法察觉自己所落人的是何种陷阱，不知道自己这样并不是将信念奉献给上帝，而是给了可怕的偶像；而凭着真实信念之名，他对抗不实且不合法的职责，要求的正是这个信念。p075

卡尔的一生，他的梦想、希望，以及本身对自身遭遇的无法理解，都由无所不在的机制所组构并拆解，一如洋流和海风的相遇形成浪峰，又使之碎散；但 即使在这里——每个生命，即使最短暂的，也呼求着永恒一一滴水滴也会抗议，发自深刻的痛楚，抗议不想被它所属的社会整体大洋所吞噬。卡尔一直未能察觉那诱陷他的网，而关于卡尔的小说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故事，在我们不知道谁是老板、谁是编辑的报刊上不定期连载的系列；连载中充斥着令人发指的地方新闻、隐藏在耸动头条下的一桩桩诈欺事件。布伦嘉伯的书给我们一种真实而切肤的恐惧，恐惧那读者意外发现竟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让我们感受到那一小条面包卖两亿两千万马克是如此不祥的真实，不论多么无法想象；他们是血与肉的庞大数字，是某部荒谬史诗中的巨人。p078

。文学为失败提供庇护，因为它从生命中偷取，然后转移到纸页，但也因此使生命更加空虚，更加贫瘠。让·保尔说书写者将其所有感知和理念都只保留在他所写的东西里，如果有人把他的纸都烧掉，他的一切就被剥夺了，再也无法知道。没带笔记本四处游走时，他是完全愚蠢而无知的，“自身的苍白剪影和抄本，是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

但纸是体贴的，因为它传授谦卑，且使人看见自我的空无。写了一页的人，半个小时后在等公交车时，发现自己一无所知，即使是刚刚写下的东西。他学会承认自己的卑微矛盾，而在思索自己的满纸荒唐言时，恍然大悟人人都把自己的心血当做宇宙的中心。你在那里有个小小容身之所，，每个人都是。也许这书写者对于每个人的金字塔有一种手足情感，他们都像他，将幻想使劲推人坟墓的时候还想象自己是被选中的灵魂；也许他了解了，最终众人皆在前往虚无的推挤中还彼此伤害真是愚蠢。书写者建构一个普世密教团体，一个共济会，一个愚蠢的密会总部。他们自己，从让。保尔到穆齐尔，也写关于愚蠢的散论和颂词，这并非偶然。p098

瓦尔哈拉像个蜡像，和周围在风中俯仰的草、百米以下闪烁的多瑙河水、树木的阴影比起来，很容易看出它的徒劳无用。我们也容易偏爱诗而非文献，真实而非人为，生命而非事物以及保存事物的博物馆。但就像某个小学的复印式刊物所刊载的一则有力寓言给予我们的暗示，或许偏好花而非柱子也可能是一种修辞，是对于生命的触犯，而生命渴望爱，反对私密的悲伤。这个寓言是一个小女孩所写，刊在一九七三年五月的《圣维多报》（Giostrino, La Gazzetta di：S’an Vto）。作者莫妮卡·法瓦雷托是特里斯特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故事的题目是《玫瑰 入“玫瑰很快乐。她和其他花朵都相处得很好。有一天，玫瑰跌倒了，她逐渐凋萎，快死了。她看到一朵纸花，就对它说‘你真是一朵漂亮的玫瑰！’——‘但我是纸玫瑰啊！’——‘你难道不知道我快死了吗？’玫瑰死了，不再说话。”

这个小故事道出了几乎所有关于生命的脆弱和死亡无法穿透的悲伤，提醒我们，事物的确比生命长久一点，但它们也注定要消失；而面对死之悲哀的人，颂扬真实而损抑人为是没什么意义的。倘若倾听他们的啜泣，他们多延续一会儿的渴望，我们就是忠于生者的眼泪的，即使那是人造的事物，就像这座伪瓦尔哈拉的多林斯柱。

我不知道这个不为人知的一年级小学生现在怎么样了，在做什么，她是不是立志要成为大作家，还是这天赋的灵光一闪终成独一无二、无法重复的启示，而她现在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诗是无人性的，风往哪里吹它就往哪里飘，不属于那在页底签署的名字。有时是妙手偶得之，像拖曳在页面的涂鸦，却变得如此迷人；或是某些姿势，一个人无意间透露的优雅，自己都不知道，或许也永远不会知道。p115

石桥下的多瑙河河面宽阔，迟暮中显得深黯，水上划出几道波峰。仿佛在唤起失去的种种经验，那已逝或将逝的河水，其实从未消逝。空气与黑水上飘满微风，带着反影和色泽、声音、鸟的羽翼、微屈而浸于阴影中的草；但当我回到有着许多塔楼的城内，感觉就像滑进一本书的两页之间，老甘培兹海默重新唤起过往世纪的书和卡尔，鲍尔重新唤起甘培兹海默的那本书。在两页之中无尽微小的空间里或者也许不是两页，而是同一页的两面——我觉得很自在，不必遭受险恶天气事件的折磨。德国作家海因里希。劳勃( Heinrich Laube)在一八三四年时曾幻想老雷根斯堡的闲情古风，唇色甜美的女孩被亲吻时会放低眼睛，歌曲如此忧伤而短暂如多瑙河上的波浪，而且看不到半个警察和文学批评家。这田园风光不喜动员，也避开警察的规定和文化工业的警察。p118

帕绍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点一多瑙河、水色灰蓝的因河，以及黑水上闪着珍珠的伊尔茨河。这里似乎只有河岸，浮在水上又与河同流的城市。天空是矢车菊的蓝，河水耀眼、愉悦的光线和山丘混合了金色和近乎白色的宫殿和教堂大理石，而雪的洁白、森林的气息、流水的清泠，都为主教与诸侯建筑的雄伟壮观赋予一种细致、怀古的温柔；浑圆封闭的圆顶线条和蜿蜒在拱门与列柱下的街道，为一种距离的氛围所衬托。

在帕绍，浑圆、弧线、球形弥漫，是一个球一般封闭而有限的宇宙，主教在上覆顶，保护有加。它的美，是母性的美，温暖，调解了有限性的诱惑。但拱顶的弧线溶人河岸母性的弧线，又进入波浪的弧线中滑宕而去，渐渐消隐。水的善变和轻盈赋予宫殿及教堂一种空气般的浮摇感，看似遥远而神秘，如晚风中的城堡一般不真实。

帕绍是水的城市，拱顶巴洛克式的盛美望向那稍纵即逝的景象，那水流，水中色彩和所有其他事物的汇流，那是真正的巴洛克的秘密源头。三水交汇有着海洋的自由和温暖南方的气息，邀人纵情于生命和欲望的流动。截然分明的形式轮廓、街道口的刻饰或广场上的雕像，都唤起那些爱神形象和从浪花中同时升起的水泉女神，一切与水合一，像喷泉的塑像射出水流。

在帕绍，旅人感觉河的流动是对海的向往。那种活到最完满的感觉，那种血脉贲张的赠礼，或脑内善意分泌的某种化学酸，我真的在帕绍的巷弄间和河岸边感受到了——或者只是因为我正在这间圣马可咖啡屋的小桌前试图加以形容，所以以为自己感受到了？在纸上。人可能会假装，或发明种种的欢喜。书写可能不是真正能够发声表达孤寂、生命的虚无，还有纯为空洞、被剥夺或者恐怖的那些片刻。书写这件事在某方面填补了那空洞，赋予形式，让那恐怖得以表达出来，从而战胜它，即使是极小的胜利。现存在众多崇高的悲剧记录，但对于将死或希望死去的人而言，即连那些关于忧伤的极佳书写，听起来都有如捏造，面对当下的忧伤是那么可怕的不足。

吴砺

20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