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那苦命的母亲

阿年

母亲是个孤儿。她两岁时我外婆去世，八岁时我外公去世。母亲无有兄弟姐妹，从此一个人孤苦伶仃，村里把她安排给她的叔叔抚养，但那时她叔叔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一切都要依婶婶说了算。母亲在他家吃不饱睡不暖，每天都得看婶婶的脸色做事。可怜的叔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看在眼里，却又无能为力。小小年纪的母亲面黄肌瘦，食不果腹。


有一个早晨，母亲看见舅舅在她婶婶家附近放牛，便紧紧地拉着舅舅的衣服不走，一边嘤嘤哭泣。舅舅看她实在是可怜，就将她领回。

在舅舅家，日子过得虽然清苦，但舅舅和舅妈一家人并没有嫌弃母亲，那时舅舅自己已有三儿两女，母亲的到来给这个本已穷困的家庭更增添了负担，可舅舅一家并无怨言。在那里母亲感受到了一个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呵护让她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母亲十八岁那年，经本村热心人的介绍，嫁给大她十几岁的父亲。母亲出嫁那天，她的舅舅哭得很伤心，后来在我长大稍微能喊人的时候，母亲教我喊她的舅舅叫舅爹爹，喊舅爹爹的儿子为舅舅（本来应该喊表叔）。我直到现在还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让我们喊她舅舅为外公，她舅舅在我们的眼里其实就是外公。

母亲嫁给父亲后，就过着夫唱妇随的生活。父亲憨厚老实，只是耳朵眼睛不大好使，虽然没有一技之长，但他勤勤恳恳，每天和母亲早出晚归，砍柴锄地，上山下河。

小时候我记事很晚，上小学之前的事我基本没什么印象。母亲笑说我小时候大脑摔坏了，才导致记忆力不好：当时我还未满一岁（母亲说出生才几个月），那天她有事，就把怀里抱着的我递给父亲，父亲手刚伸出来还没接住，母亲就放手了，“扑通”一下我擦着父亲那双温暖的大手和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哇”的一声然后哭到喉咙嘶哑，那个柔软的小脑门肿得像个小皮球，在婴儿床里不吃不喝昏睡了一天半。母亲吓坏了，她舅舅闻讯赶来，狠狠地将父亲母亲斥责一顿。母亲懊悔自责不已，若干年后每每说到此事，眼圈还红了。我直笑她。后来我又多了两个弟弟，家庭成员增多，负担更重了，可欢乐也多了。

那时最幸福的事就是：每天晚饭后我们兄弟三人就着煤油灯，坐在家里唯一的一张已经油漆斑驳的四屉桌前写字，父亲坐在堂心搓麻绳，母亲洗完碗也坐在桌子边纳鞋底。山区夜里很静，除了父亲搓麻绳的声音，我们兄弟三人写字的沙沙声也能听见。母亲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把纳鞋底的针头在头发上来回摩擦两下，再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拿针用劲顶进去，当针头从鞋的另一面出来一半时，我看她又用牙齿咬住针用力拔出来，长长的麻线随着母亲的手臂伸展再伸展，母亲的样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很好看。她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弟弟们，不说话。


   有时候我看书看着看着就笑了，母亲就问笑什么，能不能说给她听听，她说不识字就这么不好，厚厚的一本书她却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其实母亲也上过几天学，能写自己的名字。那时村里扫盲母亲可以去上学的，但她舅舅家里人多，事情忙不过来，只好又把她留下来干活。在闲暇的空隙里，母亲给我们背她学过的课文:什么“人手足，耳口目”，什么“风云雨，雹雪冰”，有时候给我们唱样板戏《杨子荣打虎上山》：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还有她最爱的黄梅戏《天仙配》、《打猪草》、《闹花灯》、《牛郎织女》等等，一曲曲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我很惊异她的领悟能力，一个字不识，居然能把那么多的戏曲唱词一个字不漏地记下来，还唱得那么声情并茂，字正腔圆。




母亲在高兴的时候也会陪父亲喝点酒，每逢村里有什么大事时，她都会喝得很开心。其实母亲也喝不了多少，半斤差不多就到顶峰。我就怕她喝醉，喝醉后她一般不会吐，先唱一会儿黄梅戏，后来唱着唱着就哭了，任我们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过去，她是怎么怎么的没有爸爸妈妈，怎么怎么的没人知道她内心的苦，同她聊聊天。我知道她是把过去的伤心事都想起来了，就劝她说，我们都在听着的，她抹了鼻涕又抹眼泪，说我们不是她女儿，男孩子不懂她心里的苦。我把堂妹叫来让堂妹端着糖水哄哄母亲，这一招果然奏效，母亲拉着堂妹的手不放，一边抹眼泪哭一边说要堂妹做她的女儿，堂妹依着一一答应，母亲也喝了几口糖水。渐渐的她终于有了鼾声，我们见此相视一笑，唉！

怎么也没有想到母亲突然会有一天要离开我们。那年我刚初中毕业，在一个雨天，我和二弟在小伙伴家玩儿看书。傍晚时分，我隐隐约约听见家里有人喊我，快到家门口，奶奶带着哭腔急急地拉我:“快去看看你妈妈，这怎么搞哦！”我吓一跳，飞奔进屋，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在一边端着一个碗，里面好像是肥皂水什么的，床前有一滩呕吐物。父亲也在哭，我急忙问怎么了。父亲哭着说母亲服了一种叫呋喃丹的农药，我一听头都晕了！就叫二弟赶快去汪河找医生，二弟哭着跑去了。

母亲躺在床上，脸色红红的，眼角挂着眼泪，她用手阻挡着我喂肥皂水，老是说没有喝药。我学着医生摸摸她的脉搏，脉搏跳动基本和我一样。只是床前的呕吐物很刺鼻，伯父家的一条黑狗溜了进来，用舌头舔那呕吐物，母亲奋力挥动手臂，要赶黑狗走。我看她的情形明白了，她是真喝了药，她怕黑狗中毒所以才赶黑狗走。我也慌了神，只是拼命地喂肥皂水，一边心里默念二弟快点回来。


也许是上天有灵，也许是母亲命不该绝。二弟回来的时候，我老远的听到他边跑边哭的声音。他一手拿着输点滴的水，一手不停地擦眼泪。村里人都闻讯纷纷赶来，医生也来了。经过检查，医生说问题不大，但是必须要去住院观察治疗。我的心才落了地，后来我很惊异自己，当时怎么没有慌张。

我和父亲几个人把母亲送到汪河卫生院，住了两天。医生说，这次幸亏农药失效了，抢救也及时，但以后要注意，喝农药的人以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行动，一定要多和病人沟通，以防后患。那次从医院回家，母亲很羞愧，不但人受苦还花了冤枉钱，她说以后再不能做这样的傻事了，我们也相信。

九十年代后，我和二弟随着外出的人流开始出门在异乡打工，和母亲联系就靠书信，我们寄回家的除了问候还有给家里的生活开支，小弟寄给我们的除了家里的关怀还有他的成绩状况。到了九四年我们可以通话了，母亲第一次接我电话时非常开心，兴奋的声音传到我耳内我能真切地感受她的开心。我知道她接电话的不易，我们事先通过别人的转达，我先给老家有电话的人家捎话：约母亲在哪天的几点坐船过去接电话，到时我打过去，母亲在那头接。老家有电话机的不多，往往好多人都在等，所以要提前预约。

九五年小弟考上我们当地桐城师范学院，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父母亲成天脸上都是乐呵呵的，“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都不错，那段时间是全家最开心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正读师范二年级的小弟突然因病离开了人世。母亲自此结有心病，荒凉的大别山脚下，那座低矮的小坟丘头，常常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在声声哭泣。远在异乡的我经常被人告知哪天哪天母亲又去哭了，手皮抓坟头都烂了……


伤痛经过时间的流逝渐渐消除，九八年我和妻子相识并走到一起，第二年丫头出生，我以为生活从此一帆风顺。

千禧年农历三月中旬，母亲在父亲生日前一天的上午，不明不白地大哭了一场。父亲坐船到牯牛背大坝商店里买米，我和妻子带着丫头去桐城买菜，准备第二天招待客人，丫头还没去过大姨家，顺便到大姨家吃中饭。

当我们正在大姨家吃饭时，妻的舅妈电话打来了。噩耗就这么无情地传递给了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丢下饭碗，坐上出租车直奔回家。

第一个发现母亲服药的是养她长大的舅爹爹，他来家里借菜刀，准备剁猪菜。一进门就发现躺在地上抽搐的母亲，舅爹爹年岁已高，一个人拉不动，急忙站在门前的场地上哭着大声喊人救命。村里一下子惊动了，二舅撇下手中的活儿，第一个冲了过来。给母亲灌水，想办法让她吐出来。

可是办法不奏效，二舅一边打电话给桐城120，一边又给牯牛背渡口管理站打电话派一艘船来接应出去。众人把母亲抬到码头边时，船也来了。父亲挑着米，他眼神不好，还不知道担架上是他的相伴多年的老伴。此时，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当二舅哭着对我父亲说是我母亲时，父亲扔下米，扑到担架上嚎啕大哭，突然又转身往河里扑，他说他也不活了，几个邻居急忙死死地拉住他，一边开导他。

当我回家时，母亲已经被安置在门前的那棵杏树底下，手脚笔直的躺在舂凳上，脸上盖着一块毛巾。头的前方点着一盏香油灯，火苗不大，风一吹时隐时现。


屋里堂心摆着两条凳子，上面架着原本是奶奶的棺木，盖子和棺木并排架在凳子上。

屋后的伯父一边安慰我事已至此要节哀顺变，一边和我商议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安排。伯父年纪大有经验，我就请他给我做主安排。我和妻子只管接前来吊唁的人。

  二弟从郑州回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

那年，母亲四十八。


  一眨眼，母亲走了快二十年，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都是她离开时的模样。门前那棵杏树是多年前我和母亲打猪菜的时候挖回来栽的，如今根深叶茂，像一把雨伞罩着门前的场地。


风来了，树叶沙沙地响，仿佛是母亲在深情叙说，她在天堂一定过得好，要不然这么多年过去，她怎么一个梦也没有托给我呢？




消逝的渡船


陪伴父亲的老电视


老妈长眠河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