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中的人类简史》（三）

吴砺

                          《基因中的人类简史》（三）

像格兰特一样，波普诺也主张种族隔离，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他还主张采取第二步：施行绝育。这种补救方法于1907年从印第安纳州开始实施，后来被很多州采纳。第一个被迫施行绝育手术的美国人是17岁的卡丽。巴克，她被描绘成“来自南方的反社会的白人阶层，这些人不思进取、无知，简直一无是处”。巴克因为被强奸受孕而生过一个孩子。虽然巴克在高一年级的平均学习成绩是“良”，但她仍被迫施行绝育手术，那些决定给她做手术的人说她是淫乱弱智的人。其他被迫绝育的人有罪犯、盲人、聋哑人、孤儿、极为贫穷的人，以及被收容的人。从1907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至少有六万人被判为没有生养资格而被所在州强迫施行绝育手术。这些做法的后果现在仍在发酵，自2014年起，那些从1929年到1974年间被迫绝育的北卡罗来纳州居民能够向州基金会提出索赔。P068

在德国，家谱学、遗传学和进化论交织在一起，并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时至今日，西方人在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动因时，还认为他们与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持有的成见毫不相干。其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在血统和其重要性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血缘关系、遗传和种族卫生等有害观念作祟，导致全世界大批人在不知情或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强迫施行了绝育手术。而在德国，纳粹政权则把这一做法推向了令人惊骇的极致。P069

在今后适当的时候，所有的Volksgenosse（同人种的同志）都要出具能够显示自己祖先的证明。对很多同人种的同志来说，尽早地证明他们的祖先是至关重要的：

-1939 年德国公民登记员f旨令选自埃里克，埃伦赖希《纳粹的祖先证明》P070

纳粹的家谱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反犹太人而进行官方社会分类的一种方式，还是一部加强和记录纳粹种族主义与人种改良理想的庞大社会机器。数以千万计的德国人身陷档案文件造成的大混乱之中，他们每天必须在登记处或在其他政府代表面前排队出示能证明他们祖先的文件。埃伦赖希写道：  “作为营销策略，很多公司会分发家族家谱表格，就像现在有些公司发钢笔和日历一样。”因此，帝国政府对于祖先的特别关注使很多人从中获益，其中不仅包括科学家和家谱学家，就连公民登记处和教堂的信息管理员也从中受益。他们不但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还从日益增长的政府资助和不断提升的声望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家谱学杂志很畅销，类似于《如何找到我的祖先：迅速证实雅利安族的捷径》的书籍也大卖特卖。P077

专制政权依靠剥夺人民个人的基本信息而势强力大。当欧洲的奴隶主把非洲人从家乡拐走时，也几乎毁掉了他们的历史。这种极度的泯灭人性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贩卖奴隶的制度下，这些被拐卖的人不被当人看待。从20世纪的早期到中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很多土著人家的孩子被人掳走，然后被殖民者或社会机构收养。这不但是拐卖人口的行为，还是灭绝文化的恶行。

还有些政权也蓄意破坏历史信息和家族信息。在1924年，新的政党夺取了蒙古政权后，把延续了几代人的家谱都给毁掉了，并且取消了原住民的姓氏。在70多年中，当地蒙古人互相称呼只用名字，不带姓氏。在1998年，蒙古政府颁布法令，公民必须重新启用并注册家族的姓氏和父亲的名字，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已经记不得他们家族的姓氏了。P098

在l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人把首恶罪犯绞死，把罪行稍轻的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力图从一个充满罪恶的旧世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P102

从一开始，囚犯就享有诸多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他们为了抗议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打赢了几场重大的法律诉讼官司。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和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放到英国，别说是囚犯，就是工人阶级也很难享有。对于囚犯来说，操纵整个制度也不难，如果遇到不好的管理人员，囚犯们可能会通过消极怠工的办法表示不满，结果往往是重新分派给他们条件更好的工作。有些囚犯甚至把妻子儿女从英国接到了澳大利亚。

在范迪门地，有百分之十的囚犯，也就是那些犯了二等或者三等罪行的人，被送到阿瑟港或者同类的女子监狱（人们称之为妇女工厂）。其实，大多数囚犯并没有被关押，整个岛屿就是个开放的监狱，犯人们在社区家庭里或殖民地管理部门当佣人。许多人在判决期间或判决之后，接受了教育，释放之后，他们成为教师、医生、律师，或者在政府部门享有位高权重的职位。他们创办报社，甚至在服刑期间组织工会。他们一旦获得自由，政府会分配给他们土地、牲畜稻种子。犯罪学家约翰·布雷斯韦特指出，由于政府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因此囚犯在被押解到此地40年后拥有了这块殖民地的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二分之一的财富。在这40年间，原本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结构，男女比例也逐步趋于均衡。

诚然，澳大利亚的流放地是历史上人们重塑人生轨迹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最成功的典范。1836年，当达尔文乘坐的比格猎犬号轮船在悉尼停靠时，他宣布澳大利亚是一个改革与重建之地，是一个“新型的、辉煌的国家”  “其成功的程度史无前例”。另一个评论家写道，在这里，造假者变成了有用之才，诈骗者用自己新的高尚品德，以身作则，教育子女，  “小偷都当上了治安法官”。P103

对囚犯身份感到耻辱，因而对此闭口不谈的现象并不只限于塔斯马尼亚，在西澳大利亚，囚犯话题也绝对是个禁忌。但是在新南威尔土州，有不少有钱的囚犯出身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公开为自己辩护，回击加在他们身上的耻辱。可是与之相比，塔斯马尼亚地域狭小偏僻，因此最保险的策略不是确认身份，而是遗忘身份。P106

亚历山大跟我说，除了一个相当特别之处外，现代的塔斯马尼亚社会同其他社会没什么两样，当初来到此地的人并没有发展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子承父业，继续犯罪。与此相反，塔斯马尼亚的居民曾一度是世界上最遵纪守法的居民，根据布雷斯韦特的论断，直到19世纪末，塔斯马尼亚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之一”。P110

我找到了迪根和麦格拉斯的墓地，一天，我和父母一同驱车前往。坟墓位于卡斯尔缅因城外的很小的乡村公墓中，公墓坐落在绿色山丘陡坡地带的道路旁。他们与儿子、儿媳和幼女，以及墓碑上刻着的“其他人”合葬于此处，在整个墓地里这座墓碑是最小的，但有一株美丽的树向着坟墓倾斜，好像在为墓中人遮风挡雨。

人们曾经认为他们不光彩的过去会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消亡，但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挖掘档案记录曾经是繁重的、特殊的体力工作，而现在整个工作只不过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而已，你很容易地就能得到所有的档案。然而，这也意味着要想编造自己的过去是越来越难了。不管你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透明的历史也给人带来了新的责任。P113

我们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俄国人，不是原子弹，不是政府的腐败，不是侵害我们健康的饥饿，也不是青年人的道德沦丧。危机来自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管理‘和“使用”。我们拥有巨大的“百科全书”——甚至不按字母顺序排孔我们的“档案卡片。堆放在地板上，毫无顺序。我们要找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就在这些文件堆里，但是要把两个已知的事实从文件堆里找出来，放在一起，并由此推论出我们急需的第三个事实来，也许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叫作图书馆管理员短缺的危机吧。

我们需要一个新型的“专家”，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专家，而是一个综合管理专家。我们还需要一门新型科学来担任管理一切科学的最佳秘书。但是我们一时还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专家”，也找不到这样的“科学”，同时，还有大量的烦恼在等待着我们。

——罗伯特，海因莱恩《去哪儿》( 1950)P114

在美国，有一家特别组织把代表派往全世界去搜集有关人类群体的历史。他们与国家和教会组织达成协议来查阅公民的档案记录，生者和死者的都要查。他们一进图书馆、地下储藏室和世界档案馆的秘密工作室，就架起摄影机，十分小心地拍摄所能找到的每一份出生证、结婚协议书和死亡证书等。拍摄完毕，他们把照片送回总部，储存在犹他州落基山脉中的一座花岗岩石山下的秘密储藏库里，这个储藏库是他们的祖先开凿出来的，祖先的名字也储存在那里。按照他们的神学理论，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学术研究和家谱学也都是十分神圣的活动。P115

现在，这座山里保存着教区记录和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的古英语手稿，其中包括来自伦敦的记录，而公民登记则始于l937年，还有可以追溯到公元元年的中国人的家谱。摩门教会搜集到的总体数据资料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资料的32倍，而且每年教会都要新增一批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馆藏的资料。

这种大量的信息收集是遵从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在l9世纪末的教诲而进行的，他教导教会成员应该为已经去世的亲戚施行洗礼。因为摩门教徒只能给他们自己的祖先施行洗礼，所以全体教会成员花费大量时间去追寻祖先的历史遗迹。迄今为止，在不着眼于来世的情况下，有谁曾创建过如此巨大的工程？P117

摩门教徒从事的收集家族家谱档案记录的全部工作也并不只是为了教会的成员，杜克说：  “我们为每个人提供记录信息，我们是在为整个世界做善事。”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家族历史中心就有3400多个。这些机构是与宗教相关的市级图书馆系统，任何想研究自己家族史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机构，并且有精明强千、和蔼可亲的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查询。历史文件资料包括出生证明、死亡证明、土地记录卷宗，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建立家谱链接的文件。这些机构与盐湖城的主要家族图书馆之间还设有借阅系统，如果当地的机构没有你要找的档案资料，其他地方的机构可以把它们保有的资料拷在盘里寄给你。

在这方面，LDS不同于其他宗教，因为这个教会在为人们提供信息方面具有21世纪所特有的慷慨大方，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全面掌握信息科学和数字化管理技术。确定并永远储存每个人的姓名和生平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作，如今教会在45个国家有220个数据收集团队，这些团队正在进行新的档案记录数字化拷贝工作，他们还要把240万张微缩胶片转换成数字化格式。在20世纪，LDS推动了微缩胶片技术的发展，如今教会处于数字化信息储存技术的领先地位。使用数码相机的摄影师把档案记录拍摄下来，并在两天之内把照片传至网上，然后通过一支由几十万志愿者组成的大军把文件编入索引目录供大家查阅。摩门教徒在“众包”( aowdsource)一词出现之前就已经以“众包”的形式获取资料了。P119

最后，这种碳化硅瓷砖并没有投产，麦卡锡说：  “如果没有对事物持续的认识，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有致命的缺陷，实际上你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知识传递给后代，尽你所能给他们I提供最佳机会，让他{门能够尽情发挥。”P125

Ancestry.com公司创立于美国，如今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有大批追随者。当我访问公司设在旧金山的办公大楼时，唐·琼斯跟我说，这家公司“在西方英语国家设有很多代办机构”。这不仅仅说明它拥有很多对公司非常感兴趣的受众，而且就国家政体而言，这些国家本身就拥有很好的便于使用的公民档案记录系统。 Ancestry.com公司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办事处，比如瑞典( Ancestryse)，而且还打算扩展到墨西哥。P130

Ancestry.com公司所拥有的信息总量深受资金和资金流动方式的影响。譬如，中国始终是档案记录保存最好的国家之一，虽然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但是不足以为西方式的家族历史创造出一个市场。琼斯说：  “如果你看一看人口统计数据就会知道，有4200万美国人是德国人的后代，而只有370万是中国人的后代。我们可以获得大量中国人的信息，但除了旧金山以外，美国其他地区并没有那么大的东亚社区。你再看看英国，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来自香港。”P130在怀特海德学院工作的雅尼弗·厄利克研究员，与家谱学网站Geni.com合作，从4300万家谱档案中提取数据，并绘制成图。厄利克和同事们把Geni网站上的祖先数据库中所有人的出生日期标绘在一张世界地图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时，你就看到了一张世界历史的画面，或者说是一张已经记录在册的关于历史事件的动态的、相当精准的画面。P134

令麦克洛克林吃惊的是他发现曾祖父其实是无辜的，根本就没犯那宗被判流放的罪行。1843①年他的曾祖父迈克尔。麦克洛克林被指控征柏林偷了当地地主家的一支枪、一个火药筒和一个装铅弹的袋子。他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当时他正在参加比赛，而且有六个目击者为他作证。麦克洛克林说：  “对于自己受冤屈流放，而且是终生流放，他一定感觉相当痛苦。但是，他的不幸成就了我的幸运，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成家立业了。假如他没有被流放，而是留在了爱尔兰，那他很可能会在那场1845年开始的大饥荒中饿死，幸亏他在大饥荒的前一年被流放了。”P140

除了信息外，家族还把信仰和行为遗传给了后人，起码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看上去显而易见。德国的吉塞拉·海登赖希为客户讲授家族系统疗法的根据就是情绪倾向和行为可能世代相传。基于临床经验的家族系统疗法在许多国家非常成功，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计划系统地测量文化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二代代地传下去。如果真能遗传的话，还要搞清楚文化能传几代人。P142

你父母造出了你；

也许是不经意之间，

但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他们把自己的缺陷传给了你，

还专门为你额外加入了一些。

-------菲利普，拉金《这就是诗》P143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有些村民发现自己不是被近邻欺骗出卖的，而是被自己的家人给出卖的，目的竟是为了还账。19世纪的德国传教士，西格斯蒙德·凯勒询问了140多个曾经是奴隶的人，想了解他们是如何被卖为奴隶的，几乎20%的人说是家人或朋友把他们出卖的。有一位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和多哥格布赖族的人接触过的人类学家说，这些人对那个时代有着“异常清晰的记忆”，而且说起这事来语气很平静，毫无悲愤之意。当地的格布赖人还给他指了指出卖自己亲戚的人曾经住过的房子，而且还记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出卖亲戚的人通常是男人，按照传统，男人对于他们姐妹的孩子拥有所有权。即便是现在，格布赖族里当舅舅的人还经常对外甥开玩笑说要把他们卖给奴隶贩子。

大约有3000多万人被从家里带走，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仅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从1700年到 1850年间，就有1000万人被卖到海外为奴。那时候，有一个海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被卖奴隶极度痛苦的惨状：  “当船开始起航时，船上整夜都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从来没听见过那样的恸哭哀号，就像疯人院里可怜病人的嚎叫。男人们摇晃镣铐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这1000万奴隶中，到达大洋彼岸的只有880万，很多人都命丧途中。

如今，非洲大陆饱受经济落后之苦，这些问题大多与奴隶贸易密不可分，同时也与1885年到1960年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有关。虽然历史学家运用了该时期翔实的史料，对于奴隶制度和殖民制度造成的长期破坏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直到现在，没有人曾尝试对那个时期造成的破坏进行量化。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内森·纳恩，在读研究生时对现代非洲的各国经济进行比较，他发现，如今最贫困的国家多是以前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国家。

非洲的奴隶买卖已经结束了一个多世纪，这种制度对于非沙N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有着什么影响呢？纳恩发现这段历史的遗迹不但在物质生活和公共机构中流传了下来，而且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影响。P146

为了找到奴隶贸易与现代经济之间的联系，纳恩在思考当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同奴隶贸易之前就存在的地域不平衡相关联？是否越穷困的国家奴隶贸易越多？然而，纳恩的研究结果与此正相反：在奴隶贸易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地区恰恰是非洲经济最发达、机构组织最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国家货币和完整的贸易网络。恰恰是那些在奴隶贸易时期最不发达、遭受暴力和战争之苦最深的国家，能驱赶奴隶贩子，免遭奴隶贸易长期的影响。

当代的贫困现象同历史上奴隶制度之间的关系，能用殖民主义带来的后果或者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来解释吗？纳恩发现这些因素看似有影响，但是影响都不大。起作用的却是奴隶制度，而且作用很大。P147

纳恩的研究发现，一百年前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现在最穷的国家，基于这个观念，纳恩和万奇肯检查了“非洲晴雨表”，即衡量公众对非洲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所持态度的民意检测标准。检测项目有非抄H的民主、就业和公民的未来等问题。这项工程涵盖了非洲17个国家，很像盖洛普民意测验。研究人员发现，一般来讲，关系越近，得到的信任也就越深，人们给予朋友的信任多于政府官员，这是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奴隶贸易问题，一百年前卷入奴隶贸易越深的群体也是现在信任理念越缺乏的群体。在现代非洲人中，那些自己的前辈曾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创伤较重的人，比那些前辈受创伤相对较轻的人，缺乏信任观念，他们不但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同民族的人，也不相信亲戚和邻居。

吴砺

2018.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