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富长篇小说《生产队长》里的工商业思想与实践

淡墨无痕

吴春富长篇小说《生产队长》里的工商业思想与实践

文 / 方云龙【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当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再次读吴春富先生的长篇小说《生产队长》的时候，我发现《生产队长》里有很多记录、描写从六十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广大农民萌动的工商业思想意识及实践，而这方面的真实叙述又从一个侧面印证我第一次的评论：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桐城农村基层发展史。

       相信大家对《生产队长》里的李副队长印象很深刻吧，他是分管副业的副队长，生产队的领导人之一， 同时也是队办企业窑场的负责人，更是所在生产队农民的“工商教父”。首先他思想比较先进、解放，商业思维相当敏锐。他根据当地土质粘性好的优势，主张因地制宜办窑场，在大家为办窑场资金短缺时，他又提出农户凑钱、按出钱多少分红的解决办法，其实后来人们搞的股份制，本质不就是那么回事嘛。在当时的环境下李副队长比同时代的人思想超前二三十年；在四清工作组撤走后，生产队社员闹春荒时，李副队长受命于危难之际，再次向大伙儿彰显了他的商业思想和才华。他组织召开社员会，启发大家开动脑筋，当有人提出“扛木料卖”“做炮竹”这些在当时还算投机倒把行为是否可行的问题时，李队长因势利导，说如果木料是亲戚家的、炮竹卖给供销社就行，换句话说，就是要解放思想、用活政策；而他本人始终是商业实践的带头人。家里先是有个碾米机，后来又添了碾粉机，“四人帮”倒台后，又养殖了九头猪，以至公社在找“万元户”时首先就想到他，把他当作致富典型宣传。

        从《生产队长》里描写的物象、事件等方面来看，可以推断这个生产队是位于城镇边上的一个丘陵地带的农村单元，这里的农民比边远农村的农民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要好得多，加上有李副队长这样“工商教父”，因而生产队里工商思想萌动与实践比较多。荷花的老公是个走四方的货郎，即挑着小货担的游贩，有时是卖日用百货， 有时是农村人用鸡毛贝壳等换针线。在农村经济环境稍有宽松时，他就回家开小店。改革开放后，又与小癞痢一起办起了皮包厂， 主管销售；在全队各家想办法度春荒时，郭大根想到了利用祖传技艺配伢猪， 居然也有不菲的收获。当他天黑驮着一大袋大米回村时，章四八就调笑他：“你出去一天就日回一袋大米，你太能日了!”社员们看着一大袋白花花的大米 ，都非常羡慕；章四八则跑到镇上供销社前的地摊旁，也摆个摊子卖起了老鼠药；“四人帮”倒台后，农村经济政策宽松了，谨小慎微的叶会计还是偷偷摸摸地在家里加工鞭炮，相比之下，思想落后了一步；媒婆兼接生婆汤大姑、说书的胡瞎子、配钥匙兼修伞的等，这些书中出现的五行八作，其实也是归于商业类，前两者是靠嘴皮子吃饭，后者靠手艺赚钱。书中用一定的笔墨写汤大姑，这个见风使舵、油嘴滑舌的中老年妇女，“二业兼顾，小日子过得油光滋润。”

        工商业思想意识给当时农村带来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当然是搞活了农村经济，关键时期解决了农民的“肚子”问题，如小说中写了窑场年底分红的情形：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来到了程家堂屋，每家拿到了分红的钱，都喜滋滋的。并且这种工商思想意识在改革开放后，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能，这里的农民是最有可能成为率先致富者。古语云：“无奸不商，无商不奸。"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现在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负面影响主要是把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唤醒，人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肯定不利大集体生产，书中几乎对每个工商业思想意识较强的人，都写到其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一面。如：当叶会计老婆前去汤大姑家求她说媒时，她故意拿捏，目的是为了显示本事和加倍的回报。而当周家得知姑娘已经怀有叶会计儿子的种时，反过来上门找汤大姑说合，汤大姑又是装腔作势一番。 还有李副队长在集市上买猪仔时，明明是看上了人家的七头小猪仔， 却用尽套路，以最低的价钱成交。甚至李副队长后来当上队长后，更是费尽心机将队里鱼塘承包给外地人，自己从中得到好处。至于荷花男人每年回家时以包把两包好烟讨好队干部、章四八夸大老鼠药的效果、配钥匙兼修伞的“造反夺权”煽动等，无不是商人思想的不守本分、唯利是图的表现。

        也许正因为工商业思想意识与实践具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当时高层对此有些举棋不定，政策时松时紧。小说中专门描写了李副队长两次被批斗的细节场景、李队长与麻子队长在工商业上思想不同而产生的斗争及此起彼落等，使得全书结构更加严密，环环相扣。

       《生产队长》里工商业意识与实践颇耐人寻味。有人生产活动的地方，就有商品的买卖交易就有工商业的经营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单元都不可能真正禁止商业活动的。

南风醉

小说和读后感言都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