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 专访桐城人闵大六

桐眼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寻医之旅，晔问，问尊严，问名声；问灵魂，问态度

——题记

　　闵大六，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东院肿瘤内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肿瘤医疗及产学研联盟理事兼秘书长；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常委；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胸部肿瘤精准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分会常委；中国肿瘤防治联盟皮肤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委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胃肠肿瘤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浦东肿瘤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市郊肿瘤协作组委员。2004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病理学专业，获肿瘤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恶性肿瘤的诊断及内科综合治疗，对常见实体肿瘤如肺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及其骨转移、恶性淋巴瘤、骨肉瘤及软组织肿瘤的诊断和综合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编委，《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Oncotarget》、《中国癌症杂志》等审稿专家。发表SCI收录及国内核心期刊学术论文60余篇。合作参与国家863科研项目1项；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及上海市重大课题研究3项；主持和参与省局级科研项目5项。

采访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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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收到的病人，大多是晚期，疼痛的处理是我们的强项，这里群众普遍生活水平不高，有家属直接了当问，是不是晚期，是的话我们就带人回去了，吃点中药等死。你看看他们的名字，男人总有个官，女人都有个仙，这是当地人对人生最大的祈愿。”

　　这位医者，市六人民医院东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闵大六。

　　从病理医生到临床医生，他先后各有12年光景，他说，肿瘤内科医生都应该好好在病理科轮转一年，“病理切片下，如同万花筒里，迷幻之美，却是蛇蝎之毒，拿到临床和活生生的人体对应，突然就发现癌症像在挑战人类智慧，除妖的心路如同三打白骨精。”

　　从安徽桐城到上海滩，他承认有过焦虑和彷徨，“不去想，也没时间想，就靠一点点成就感把心胸挺起来。”

　　偏安一隅，从刚到临港第一年的三百例出院病人，到三年后的逾千例，他的成绩单不错，他的病人大都是来自临港附近书院等四个镇，这四个镇，一共也就二十万多一点人口，文化不高，思维方式单一，“很多病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只知道上海有两家医院，生了肺病就去肺科医院，生了癌症就去肿瘤医院。”

　　于是，他带着四五个科室的兵，到这些镇上的社区卫生中心宣教，一年超过二十多场，他甚至把病房搬进社区卫生中心，定期查房，门诊，和四个乡镇社区合作研讨的“晚期癌症社区中心治疗效果的提高”课题，深受好评。

　　“病人全靠宣教和口碑，效果好了，自然会传播，我希望再过十年，可以拿到上海市重点学科。”

　　他的书架上是全套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桌前摊着一本《元史》，他说，读史书的感受就是在人海孤鸿，能读出滚滚铁骑的声音，与历史的波谲云诡，翻云覆雨比起来，个人的荣辱得失算的了什么。

　　他对我说起蔡东藩，“其实，蔡先生就是个医者。他除了著书，还在福建乡间行医，不辞劳苦，救人急难。1944年深秋，有四个富阳农民，专程请他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刚巧当时蔡东藩身体不适，去与不去，踌躇未决。禁不起四个农民的再三恳请，他便不推辞，抱恙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卧床不起。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溘然与世长辞。”

　　“蔡先生并不是名医，但有怀仁济世之心，他见不得眼前的病痛，拿自己的性命做药引，他不求闻达，只愿留下几部史书，明月清风。这样的人格，可以学一辈子的。”他说。

1、学医之路

　　1969年，闵大六出生在江西彭泽，祖籍安徽桐城。

　　1987年，他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对于选择医科的原因，他解释说，“选择医科是误打误撞的。小时候，母亲没有文化，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我们一家人住在小镇上。高考时很多人认为我考不上。高考前填志愿，自己估分不高，认为最多也就是个大专。等到成绩出来，没想到分数超过安徽重点分数线1分，被安徽医科大学录取了。”

　　在闵大六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喜欢这个结果的。小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年轻时就患有高血压，在闵大六上初中时得了中风，闵大六在家排行第六，上头有五个姐姐，都很宠他，闵大六孝顺，总想着哪一天可以帮母亲摆脱病困，没想到，他终于有机会了。

　　在大学，闵大六就读于临床医学系，五年后，他选择留校当了9年的大学老师。“大学时年级有240多人，我在年级排48名，谈不上是学霸。但是留校当老师里面，我是比较好的，我负责病理解剖，也是高校基础医学里面最好的。两栖制，一边是病理调研室，一边是附属医院的病理科。大概我从那时候起，对肿瘤就特别感兴趣。”从1992年开始接触肿瘤病理，一直到2004年，在这12年里，闵大六对肿瘤病理已经很有研究。在这期间，他每天的工作都是在看病理切片，搞科研。

　　“最感兴趣的是看切片，上班除了看切片还是看切片，八小时在显微镜前，眼睛都花了。每张片子都不同，我像法官一样，听病人说病史，看他的切片，最后诊断出来，很有意义。”闵大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他帮助病人发现早期肿瘤，病人对他十分感激，而外科也需要依靠病理，他给了外科同事很多帮助。这种成就感，一直激励着闵大六往前走。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做病理研究时，同时还担任一部分法医工作——医患双方对我们都很有期待，需要我们给出公正，如实的告诉他们死亡的原因。我当时做的挺好的，不会受到某些东西的绑架。”闵大六坦言。

2、选择转行

　　由于长时间在显微镜前，闵大六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低头时间一久就会头晕目眩，而另一方面，在闵大六的潜意识里，总想要接触病人，“不直接接触病人，怎么算是医生呢？”这些状况，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念头——转行肿瘤内科临床治疗的。

　　2001年，闵大六已经考取了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研究室的博士，三年博士毕业后，虽然面试了上海几家医院，都想请他在病理研究室挑起大梁，但是，想做临床的念头越烧越热。偶然一个朋友告诉他，蚌埠医学院一附院肿瘤科招收有病理研究背景的临床医生，闵大六不及细想便赶赴蚌埠。

　　没想到与院长一拍即合。那一年7月，闵大六到了蚌医肿瘤科，在两个老主任的帮助下他一头扎在了临床。那一年，闵大六已经35岁了。刚开始接触临床，他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很低，“我不把自己当成一名博士，一名副主任医师，而是实实在在当一名普通的临床医生，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干了两年，在临床医生面前，哪怕是住院医生面前，我都是个新兵，但我有决心追上去。”

整整两年，闵大六每天24小时就在医院里转，恶补临床功夫。他的汗水和努力，老教授看在眼里，夸赞他，“闵主任很聪明，上手很快。”两年后，老教授就让他带组了。

3、口碑相传

　　2009年年底，闵大六的老师姚阳教授受邀来到蚌医附院讲学，老师对他说：“大六，六院东院有个机会，组建肿瘤科，你来不来？”

　　“来，怎么不来！”，2010年4月闵大六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上海之旅，而这一次，他在滴水湖畔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东院，扎下根来，他找到了他的归宿感。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一开始病人门可罗雀。为了打出肿瘤科品牌，闵大六带着麾下四五个战友，马不停蹄地到肿瘤俱乐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讲课。但是，只有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治疗效果才是硬指标。

　　“我有很多病人是口口相传来的，治疗癌痛是我们的特色，2012年，我们获得了首批全国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我们主张的是，癌痛的规范化治疗——癌痛讲究按阶梯治疗，按时治疗，这是我们的特色和特长。很多晚期癌痛病人来这里治疗一两次之后，能吃东西了，感觉到不痛了，症状得到了缓解，开心得不得了，不少病人回去之后会再带其他病人来，通过病人的嘴宣传，周边几个乡镇都知道，六院东院肿瘤科是很棒的，是很能解决问题的。”

　　刚开始的两个月，他只有60多位病人，经过了三年的努力，到2016年时，治疗的病人超过了千例。

桐眼

口述实录

唐晔：临港这边的病人，和市区的病人比较有什么不同？
闵大六：这些病人的特点是经济条件比较差，文化程度比较低，大多是当地农民，有很多都是文盲。他们对疾病十分恐惧，个别人的子女还不太孝顺，父母得了晚期肿瘤，很多就放弃不治了。过去农保医保报销比例也不如市区。但是，我们对待市区和农村的患者，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尽量说服他们，你们放心来这里治疗，用药肯定要有疗效，在同等条件下，当然是越省钱越好。
唐晔：在这里，您有成就感么？
闵大六：我觉得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比我在当病理医生的时候成就感强。成就感第一是来自病人，对于病人来说，减少他们的痛苦，病人会很感激；第二个，在学科发展中，从2013年我们开始搞学科研究，通过打擂台，成为院特色学科之一，并且排名第一。又经过三年的努力，变成了后备重点学科。去年我们科研成绩不错，骨科是最大的科室，一共发了14篇SCI文章，我们科五个人就发了7篇SCI文章。我们的学科经费大部分都用在了前期的基础研究中，剩下的用在了跑社区——我们不厌其烦地跑社区，努力将品牌打出来，老百姓在慢慢接受我们，不光是社区，附近大学里我们也去讲课。

唐晔：有听到过病人对您的评价么？或者是同事对您的评价？
闵大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很敬业，我是东院开业后最早升任的博导，或者说是东院培养出来的博导，在2013年，我也是第一批院后备干部，学科的发展每次都会获得院长的表扬，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比较勤奋，比较努力。

唐晔：从蚌医到上海，压力应该很大，有后悔么？
闵大六：刚来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在蚌埠，环境很舒服，来了上海之后，因为压力相当大，发现衰老的特别快，但是自身能力的提高也特别快——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发了一篇SCI 文章，拿了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当然中间也想过打退堂鼓，被老主任一责备的时候，很难看、难为情，于是就要继续努力，拿了课题文章之后，人就轻松了一些。

唐晔：现在和市区的那些肿瘤医生相比，有没有失落感？
闵大六：虽然与仁济、中山等医院的肿瘤科医生相比，从水平上来说，我觉得应该不差于他们。但坦率说，失落那是有的。毕竟医院处在郊区，病人服务量与市区没法比，没有这些量，说话底气不足，在肿瘤界的各种会议上话语权小，所以还得继续努力。

唐晔：您如何提高科室医生的积极性呢?
闵大六：我经常对他们说，要有积极的心态和抱负。别人做得好的，我们再去做，那是锦上添花。但是我们要努力做雪中送炭，一张白纸给我们，我们就得自己去描绘蓝图。等你老了退休了回头再来看，发现这些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这个时候成就感反而更高。

唐晔：您希望咱们的科室再过两年如何发展？
闵大六：我希望我们科室能有独立病区，床位增加，规模要扩大。我希望在浦东肿瘤界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位置比较偏，辐射范围主要还是当地老百姓——大约只有31万人。我希望到今年年底，我们能升到医院的重点学科。我今年48岁，在我退休之前，努力把这个科室带到上海市重点学科，争取科室能有15人，一年出3000病人，一两万的门诊量。

唐晔：当年那段做病理医生的经历，和现在做肿瘤内科有帮助么？
闵大六：帮助太大了，我可以说，一个真正好的肿瘤科医生，应该到病理科去轮转，或者是有丰富的病理知识。因为病理医生是做肿瘤诊断，从头到脚的肿瘤都要知道，我们确实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肿瘤细胞的恶性程度，拿来和各阶段临床表现吻合，印象肯定要深刻。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在肿瘤治疗上面，有一个质的提高和认识——现在想想，以前在蚌医的时候，有些治疗方法是十分落后，甚至有些是错误的。

唐晔：接下来，您有没有什么关注的地方？
闵大六：肿瘤的最新治疗方法。目前最新的治疗，生物治疗，临床研究，新药研究，做肿瘤科临床医生，研究新药很重要。

唐晔：在生活中，您有感到遗憾的事情么？
闵大六：如果说整个人生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如果我更早做临床，就真的可以帮助父母摆脱疾病的纠缠——我母亲的高血压能得到控制，她也许不会因此最终死于脑溢血，我父亲患有严重的颈腰椎骨质增生，如果早让他从安徽转到上海治疗，也许最后就不会死于瘫痪引发的并发症。

唐晔：平时有空的时候，您会做些什么？
闵大六：平时有空就会运动，打网球，游泳，读书。我喜欢读史书，我书架上就有一整套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现在在读《元史》，买了很多书，这几年就想慢慢读，当做休闲消遣吧。我对历史很感兴趣，人是越来越老的，每个人都有过挫折或者失败，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段历史。我想，别人的历史，也许在某个时间，会对你产生意想不到的指导意义。


采访/唐晔  编辑/郭立凡

游子在天涯

我个人觉得，医生是神圣的，他们背负着上帝赋予他们的红十字，来到人间拯救人类，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也能渴望更多的人能给予他们理解，毕竟，医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感情、也有委屈，多给他们多一份支持和理解，不要动辄就发生医患纠纷，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谁不想自己的患者都是健康的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