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 (下)

吴砺

              《历史的教训》 (下)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因此，君主政体在黎塞留( Richelieu)和俾斯麦(Bismarck)主政时不顾贵族的抗议而实行的集权，一向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赞扬。美国联邦政府也有同样的权力集中过程；当经济活动不管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只能由某种中央权力来管理时，谈论“州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当今，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和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因为它的权威适用于群体，就像父亲在家族中或首领在战士们中享有的权威一样。果我们以兴盛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政府形式，那么我们应该给君主制掌声；相对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批14总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绩。这个制度因为继承而引发的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它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 年在位，译者注)经常被视为现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国人民却因他的死亡而欢喜雀跃。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金钱、神学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而当政是最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J\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国理政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看一看法国革命之后，道德、礼仪、风格和艺术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吧。贵族鼓励、支持并且控制 艺术，但是他们很少能够创造艺术。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很少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为出版而写作是出风头和推销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从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到路易十五声称“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过区区三代人的时间（约90 年，译者注）。

因此，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剥削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得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后来，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于是，民主政治开始取代了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恶政。

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路德( Luther)勇敢地与天主教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Erasmus)则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p)则要捍卫“成规”和连续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有些时候，就像1917 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在英语世界，美国没有经历任何革命也变成了一支主导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使控制着财力的商人阶级变成统治势力，取代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却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甚至都没有打扰到民众的日常安宁。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在任何情况下，链条一断，就会招致疯狂的反应，就像1792 年 9月的巴黎大屠杀一样。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P122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  “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P133

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P134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 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厚的财富。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P136

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 年中，只有268 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们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赫拉克利特( Heracleitus)说：  “Polemospater panton.”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与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预；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

就个人而言，骄傲使人们在生活的竞争中更有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会使其在外交与战争中拥有额外的力量。当欧洲国家从罗 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中解脫后，每一个国家都提倡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海陆军的补充力量。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P138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争，与人民无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战争已经成为人民战争，平民也像战士一样被卷人其中，为了赢得胜利，需要大规模地毁坏财产与生命。现在的一场战争能把用几个世纪建设的城市、创造的艺术、逐渐形成的文明习惯化为乌有。在今天的战争中，唯一可以稍感自慰的，就是战争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那些致命的发明，假如没有在普遍的贫困与野蛮中被遗忘，也许会有助于人类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推动物质进步。P140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政洽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P151

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p157

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  “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P168

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P168

我们为摆脱了神学而欢欣，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从而避免陷入贪婪、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我们是否真的超越了偏执，还是仅仅把对宗教的敌视变成了对民族。意识形态或种族的歧视？我们的风尚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p169

是不是自笛卡尔( Descartes)以来，由于哲学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人类和控制人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导致所有的哲学进步都是一个错误呢？  “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p171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以较为乐观的偏见选择我们的证据，我们也许能引申出更惬意的思想。但是，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不值得我们赞扬，这种想法能带来隐秘的快感。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过去高、生活用品也比过去好的例子，来证明现在比过去进步，似乎是愚蠢的——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孩子总是最幸福的。有没有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P173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虽然是不稳定的、混乱的、危机四伏的，但是和无知、暴力、迷信和疾病丛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较，我们还不至于太过绝望。在文明国家，最低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我们身处城市生活纷乱的压力之下，有时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这也只是偶尔的想入非非，我们知道这是对现实工作产生的一种逃避反应。P174

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正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在科林对自己吃了败仗的部下说的那样：  “难道你们能长生不老吗？”生活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机会出现，这大概应视为一件好事。与此同时，迎接日益崛起的东方的挑战，也许会给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人死功绩在。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例如火与光的发明，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写作、艺术、歌曲；农业、家庭和父母之爱；社会组织、道德和慈善；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

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过去念大学是奢侈的，是为有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变成博士。我们也许超不过古代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但是我们的知识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P181

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要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除了有达，芬奇的作品之外，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纵然我们有所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  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P183

吴砺

201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