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最后的“奇迹”送给谁？桐城人方令孺

小小方、 · 发表于 2016-11-1 15:31:30

前几年写胡适与陈梦家时，看到胡适1931年1月24日的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那天他从上海乘船前往青岛，途中“又读昨日新出的《诗刊》第一号，其中也有绝可喜的诗。一多有一首《奇迹》，很用力气，成绩也很好”。第二天十二点到青岛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来接，然后到顺兴楼吃饭喝酒。当天胡适又记道：“我同一多从不曾深谈过，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深谈，深爱其人。”

读了这两段，我便把陈梦家当年编的《新月诗选》找出来，把《奇迹》再好好读一下。说实话，以前读书时，总是按教科书的“指示”，去读他的《红豆》、《死水》中那几首“经典”。这是一首49行的较长的诗，体现着新月派诗的主张，形式均齐谨严、意象繁复瑰丽、旋律复沓悠长，全诗采用先抑后扬的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真正的“奇迹”和对“奇迹”的坚贞期待。他说这“奇迹”不是普通的美，而是这些美的“结晶”，“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在这一切都不得的情况下，为了供养“饿得慌”的“灵魂”，不得不去募化一些“平凡”甚至“秕糠”，甚至把“藜藿当作膏粱”。但作者坚信这“奇迹”一定会来临。他说，“只要这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放抛平凡”，“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那么什么是作者这么期待等待的“奇迹”呢。全诗的最后给出了答案：“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转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读这最后的“奇迹”，我突然觉得这是在期待着颤动灵魂的爱情，等待着一位梦中的情人，你看这所有的意象以及它们的组合，似乎全是两性结合的隐喻或象征。为什么非要把“奇迹”归结到“传来一片衣裙的綷縩”呢？徐志摩在《诗刊》创刊“叙语”中誉此诗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中没有论述这首诗，再找来蓝棣之先生新编的《闻一多诗全编》，我看到闻先生自《死水》后，基本上没再写诗，而是把所有精力放到了学术研究上，这首诗只是闻先生到了青岛后“偶一为之”，在这诗之后，虽然闻先生又写了首《八教授颂》，但没有写完，只是首“残”诗，《奇迹》成了闻先生的最后诗作，或者说压轴之作。蓝先生又是怎么看这首诗的呢？闻先生“相当明确和具体地对自己的诗人时期作了一个回顾与总结”，“以相当严格的批评态度看待他的两本诗集（《红豆》、《死水》）”，呈现一种“更透彻”“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精神”；“诗人所要的‘奇迹’就是真理”，“为了寻求真理，实践真理，诗人渴望着彻底改造，脱胎换骨，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尤可贵的，诗人渴望着世界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迎接奇迹的光临”。这是一种更宏大的阐释，可为什么要用“衣裙的綷縩”呢？我的疑问仍然存在。

近读舒芜先生口述自传，说到他的九姑方令孺，“九姑比我父亲大一岁，是同胞姐弟，两人感情很好”，“九姑长得漂亮，又有风度，又有气质……考古学家、美学家常任侠先生，是我堂兄方玮德的同学。他就曾对我谈到过，说他平生所见到的美人，数九姑是第一。九姑的女儿李伯悌（陈庆纹），是个翻译家。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她算是很有美貌了，可是常任侠说：‘比起她的母亲，她还是差一点。’”“抗战前，九姑曾经一度离开南京（注：婆家所在地，虽然此时已和丈夫分居，但仍住在家里），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当中文系讲师。那时，青岛大学的校长是杨振声，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相传这期间闻一多与九姑之间，还有点小小的感情风波，后来当然都平息下去了。”

读到这些，我突然明白闻先生最后的“奇迹”是方先生，最后的诗献给的是方先生。翻看梁实秋先生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指《奇迹》）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个“蓓蕾”就是他和方先生交往中萌生出来的。梁先生还有这番回忆，“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儒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唯有杜康了。由于杨振声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好饮者七人（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纯和我）。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于是猜拳行令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

台静农先生晚年回忆过这场景：“昔年在青岛作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濛，水汽昏然，照着各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胡适到青岛时，中午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顺兴楼请，晚上仍在顺兴楼，就加入了方令孺、邓仲纯等人。27日，胡适记道：“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连日在顺兴楼，他们都喝很多的酒。今午吃酒尤不宜，故醉倒了李锦璋、邓仲纯、陈季超三人，锦璋甚至跪在地上起不来。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闻一多先生和方令孺先生产生了感情。

具体说来，1928年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因不适应人事纠纷，1930年6月辞职后，与梁实秋应老朋友杨振声的邀请，来青岛大学任职，闻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刚抵青岛的闻一多，最初是住在学校斜对面金口路的一幢红楼里，那是学校为他租下的住所。但因为是一楼，光线幽暗，所以不久就搬到文登路的一栋小房子里，房子位于汇泉湾的西北角，离浴场不远，环境幽静，出门就是海滩，涨潮时海水往往会涌到门口三四米处。由于此处离学校较远，而且山路高低不平，所以每日闻一多去学校上课，总是拿上一支手杖，在山路上悠然而行，经过鱼山路，则邀上住在此处的梁先生，两人结伴，一边谈诗论文一边缓缓向学校走去。

几乎同时，由邓稼先父亲、著名美学家邓以蛰介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方令孺也来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担任讲师，教授《昭明文选》。闻是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两人免不了交往，方令孺虽然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家学——祖父方宗诚，师从方东树，曾入曾国藩“幕府”，父亲方守敦，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中学，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兼书法家——但毕竟刚登上大学讲坛讲授中国古代经典，在备课过程中遇上问题也需向闻先生请教。如梁实秋所说，两人还有一个交集“方玮德和他的诗”。闻一多对陈梦家和方玮德的诗是相当看重的。闻一多在给他们的信中说，“我曾经给志摩写信说：我捏着把汗夸奖你们——我的两个学生，因为我知道自己决写不出那样惊心动魄的诗来，即使有了你们那样哀艳凄馨的材料”，“玮德的文字比梦家来得明澈”，但对他俩的诗所存在的缺点，如不用标点使诗的节奏不分明，使用“梅毒”、“生殖器”一类赤裸的文字，句式不整齐等给予批评，要求他们“长篇‘无韵式’的诗，每行字数似应多点才称得住”，“长篇的结构应拿玮德他们府上那一派的古文来做模范”。闻一多开始以有这样学生诗人为荣。一次当他和方令孺说到方玮德时，曾要方令孺帮他要一张方玮德的照片来，以便“时时在我案头与我晤对”。闻一多说到此事时这样说：“玮德原来也在中大，并且我在那里的时候，曾经与我有过一度小小的交涉。若不是令孺给我提醒，几乎忘掉了”，现在他写出那样优秀的诗来，“即使我们毫无关系，我也无妨附会说他是我的学生，以增加我的光荣。我曾托令孺向玮德要张照片来，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使他在我心上的印象再显明起来。这目的马上达到了，因为凑巧她手边有他一张照片——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愉快”。

《新月诗选》有两首方令孺的诗，全是写于这个时期。读这两首诗，你明显可以感到它们是对《奇迹》的回应，或者说《奇迹》是对它们的呼应，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组对话式的文本，诗意与感情在这里展开了回环式的交流、深化与升华。诗都不长，且全抄录于下：

诗一首

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

不要再献给我：

百合花的温柔，

香火的热，

长河一道的泪流。

看，那山冈上一匹小犊

隔着白的世界；

不要说它愚碌，

它只默然

严守着它的静穆。

灵奇

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

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

泉水依然细细的在石上交抱，

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

一炷磷火照亮纵横的榛棘，

一只朱冠的小蟒向前宛引，

领导我攀登一千层皑白的石磴，

为要寻那镌着碑文的石壁。

你，镌在石上的字忽地化成

玲琍的白鸽，轻轻飞落又腾上；

小小的翅膀上系着我的希望，

信心的坚实和生命的永恒。

可是这灵奇的迹，灵奇的光，

在我的惊喜中我正想抱紧你，

我摸索到这黑夜，这黑夜的静，

神怪的寒风冷透我的胸膛。

读这两首诗，你是不是觉得，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就是作者希望获得灵奇一般的爱，这爱能给她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能给她带来希望：信心的坚实与生命的永恒，但眼下的现实环境是黑夜以及吹来的神怪的寒风，虽然对方的爱如镌刻在石壁上的碑文那样不会轻易磨灭，虽然作者渴望在惊喜中抱紧这份爱，她也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严寒着内心的静穆，一步步退缩而去。如果把这两首诗同《奇迹》串联起来解读，或者是“奇迹”表白后，方令孺用这两首诗既表白自己感情的真挚，也表白自己的无奈与回绝；或者是这两首诗表白后，闻一多用“奇迹”既表白自己感情的渴望，也表白自己等待的坚贞。方诗中“惯熟的山道”是不是也曾深印着两人并肩走过的身影；方诗用“灵奇”，闻诗用“奇迹”，方诗用白鸽喻指希望，闻诗也把白鸽与“我要的婉娈”联系在一起，另外两人的诗中还有一些意象有着深度的重合。

方此时是什么样的处境呢？作为亲侄儿的舒芜这样说明：“九姑的婚姻当然属于家庭包办模式，是我的伯祖父拍的板。她被嫁到南京一个银行世家，婆家姓陈，祖籍是我们桐城邻县怀宁人。两家过去肯定是有交情的，所以缔结了这桩婚姻。九姑与丈夫一同赴美留学，回国后，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有了裂痕，姑丈在上海沪江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另娶了人，常住在上海”。梁实秋写刚到青岛的方令孺：“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这“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即指闻。应该说方此时对闻产生感情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毕竟方令孺出身于那样的“世家”，同时还由于是女性，比男性更多层因性别而产生的“束缚”，她只能如梁实秋所说“古井生波而及时罢手”。如此选择，我们也能给予深深的理解。连新文化的开山祖师胡适先生面对江冬秀的棒喝也只能止步，何况一个背负着深重传统且已经拖家带口的女子呢。

两人的感情产生了社会“涟漪”。面对“现状”，闻一多选择将家小接来以正视听；而方令孺送走胡适后不久，先回了自己南京的“家”过春节，并给时在南京的陈梦家带去胡适请她转告的喜欢他的诗的口信，第二年到北京姐姐方令姞处养病并试图到北京谋职。临走时，此时来青大担任讲师的沈从文送上了深深的同情，并给徐志摩写了封信，托其照顾方令孺并给她在北平“找点事做”，信中说：“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

此时她和闻恐怕仅剩了“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

此后，闻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方在后辈的影响下逐步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担任了浙江省文联主席。

来源：合肥晚报作者：李传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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