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零点后

我要住大别山

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眼前这片被辉煌灯火照亮的夜幕，既收获着生命，也迎接着死亡；它有着与生俱来的混乱，也有着与之抗衡的秩序；它成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着欲望与颓丧；它冷眼旁观失败者的挣扎，也不吝于分享实现梦想者的喜悦。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伴随着愉悦、痛楚与混乱，在深夜里尤是如此。每当有孕妇送进医院，夜班助产士芦静所在的待产室就响起急促的警铃，正在休息的她会立刻起身撞开产房的门，开始自己的工作。“宝贝儿，再加把劲！”她那音域宽广的女高音在黑夜里有节奏地响起，直到新生婴儿更加高亢的哭声把它盖过去。     在北京的深夜，大多数即将临盆的孕妇都要拨打急救电话，然后搭乘呼啸而来的急救车前往医院，接受助产士们的帮助。急救车上的标准人员配置是一名医生，一名司机、一个担架工。     比如在北京市前门大街的急救中心里—这座中心拥有23辆救护车，2辆急救摩托和一架停在大厅里没有螺旋桨的直升机，32岁的值班医生陆毅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陆毅的团队大多数时候开一辆奔驰或雪佛兰的救护车，每公里收费5元钱和40元出诊费，有的时候则开一辆丰田，每公里只收2.5元和20元的出诊费——当患者病重到需要使用呼吸机时，每小时要增加20元。他们的车队在2012年总共发生刮蹭事故23次，不知为何，其中“48”号车碰撞次数最多，它的右前杠角、左前杠底脚、前景灯左侧、左后轮眉边和中门分别被刮蹭过。     急救医生会在凌晨1点去路边解救一名撕扯自己上衣的酒鬼，并看着他吐在价值8万元的史塞克轮滑式担架上；这个担架在两点的时候搭载了一名破水的孕妇，她的丈夫在旁边无法抑制地尖叫；到了3点，因为疲劳驾驶发生车祸导致的断手断腿情况就多了起来，伤员通常会被强制送到最近的医院。还有些时候，急救人员会在一名严重痔疮患者的强烈要求下，默默将其送往医院，然后站上两三个小时等待患者从担架上下来。他们也会碰到半夜打不着车回家假装脚扭打120的家伙，或者是听到电话里一个快哭出来的男声：“我儿子快不行了！快来！”然后在开了一个多小时车，闯了10个红灯之后，发现他的儿子是只狗。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平均每晚有155人出生，99人死亡，这些生命大多开始或结束于全市医院的共94735个床位上，但也有一些例外。     比如位于城市北郊回龙观的自杀干预热线中心，4条线路平均每天深夜会接到45个电话，其中1.3个会是高危来电。“我就想在这个世上留下最后的声音。”——这是一个患重度抑郁症的女孩站在楼顶上打来的，她只想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她站的楼层跳下去是不是肯定会死。她只允许接线员最多说三句话。才工作两个月的接线员王景娜，把三句话说到了30分钟，最后让女孩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成功。     北京的深夜默许着诞生与死亡的交替出现、秩序与混乱的共同存在，全城超过40万个的摄像头是相当可靠的见证者。除此之外，分布在这座城市9164万平方米面积和6258公里道路上的夜班巡警、公路交警和小区片警，也在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     有时，他们要去追捕一个危险的杀人者，他刚刚在火车站售票厅用割喉的方式残忍杀死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有时他们会发现隐藏在人群中的女毒贩，并从她的文胸里搜出1斤重的冰毒；他们也会告诉你，在朝阳区香河路上，曾有一个专偷出租车的计价器和发票的小偷；而一名叫做杨海龙的中年人，正偷偷溜进一处新开的工地，用小铁锹、改锥、手电筒挖掘古瓷片，然后用鸡蛋清把碎瓷粘起来，白天拿去潘家园售卖。     深夜里，还有一些你意识不到的重要部门在默默运转。在东直门附近的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包括周晓莹在内的60名夜班天然气调度员，正在直接指挥1000多个天然气管道，为这座城市输送它赖以生存的血液（每小时平均输送200万立方米）。而当夜间的修路工把一卡车沥青卸到地面时，北京冬夜的地面温度瞬间能达到130摄氏度，如果不小心踩上去，2厘米厚的胶靴底也会被融化。     在夜间的灯光卫星图上，北京城会呈现出一个类似于神龟的图案。组成这幅图案的是存在于公共建筑物里的约1000万个灯泡，和分布在全市区的18万余盏路灯，这些路灯由一个叫做北京市路灯管理处的部门负责。从1906年北京第一次出现电路灯开始，北京的路灯维修人员已经在深夜里穿梭了一百多年。     平均每年，北京的深夜会发生2022起火灾，其中40.5起是由于自燃而导致，而有55人会在半夜放火。大部分的火灾都会在一小时之内被北京市消防局的108个消防中队、622辆消防车扑灭。他们最新型的水泵能够覆盖两座国贸三期（北京现在的最高建筑，330米）的高度，在6553个消防员中，至少有10人以上拥有六块腹肌。     北京几家都市报的热线部门，通常是这座城市里最先知道深夜发生的偷窃、命案与火灾的一批人。     于朝阳区建国路71号的法制晚报热线部，这个团队包括一个接热线电话的实习生、一个摄影记者和三个文字记者，他们的工作内容除了记者的本行外，有时会在凌晨两点救助一只受伤的猴子，或是在内河中帮助警察打捞刚刚发现的无名尸体。     在很多警察与记者没有注意到的豪华场所里，欲望正在不受约束地滋长。北京拥有63家五星级酒店和127家四星级酒店，每间房每晚的平均消费分别是792元和473元——这只是官方数字。很少有人知道豪华酒店一个房间的单日成本只有100元，其中毛巾和床单的清洁费用30元，供暖、照明、磨损折旧费15元，房间服务员的工资每打扫一间房大约是12元，而她使用的清洁用品只要3元钱。但这样一个房间每晚的价格大多在千元以上。在一些酒店，一张床在5年间要承受300吨以上的睡眠重量，和2000对以上做爱的情侣。     在北京夜间入住酒店的最多的外国人来自美国，其次是韩国人。但酒店员工们最欢迎的还是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客人。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大亨在从酒店门口豪华轿车迈出第一步开始直到走进电梯，3分钟的时间一共给出了750英镑的小费，所有的酒店员工都想方设法在他可能路过的地方出现。     深夜的遮蔽放纵了欲望与狂欢。一名服务人员发誓亲眼看到一位来自捷克的乐队成员把包括钢琴和架子鼓在内的全套家伙搬进了套房；几天前，还有1斤的Almas鱼子酱，2根特立尼达雪茄和4瓶Krug顶级香槟被一位来自南方的保险商人一次性买走，总价超过了10万元；而一个住在一晚要价80000人民币总统套间的金融高管，在喝掉迷你酒吧里的酒之后，把尿撒在了里面，反正大多数酒都是黄颜色。     北京每晚都有不同的盛大派对。在西北郊的一座高尔夫球场，150个高尔夫球被塞入了发光的材料，30多个穿着亮片材料的女高尔夫球手同时击球，夜空中就像有流星划过；在位于万寿寺路甲1号的一栋豪宅里，两位没仔细看邀请函上标注是white russian party（白色俄罗斯风）的女士，涂着黑指甲穿着黑丝来到现场。不过也不要紧，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场地中，正在进行更适合她们打扮的哥特风格派对。     没有人统计过北京有多少家酒吧。但在广渠门内大街16号，一名叫做周飞的调酒师能够用花椒打成泡沫，再以姜和薄荷搭配在一起，调出一款名为“川朝”的鸡尾酒；而在工体北路的一家酒吧里，一位姓张的网络通信工程师可以将15只骰子同时摇出最大点数。北京有上千个酒吧驻唱歌手，其中约有10多个能够唱出高难度的海豚音，但留着橙色的齐刘海，总是抽一支长10厘米、直径0.5厘米的Esse薄荷凉烟的酒吧驻唱歌手，或许只有这一个。     这个歌手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插班生，驻唱3年，在“月色”酒吧里，她的名字叫做娜娜。她拥有一支成员全部是天蝎座的乐队，他们这一周唱得最多的两首歌是《小情歌》和《我的歌声里》，分别唱了12和15遍。最近的一个晚上，她的身旁有25个骰子在同时晃动，4对客人在扯着嗓子讲话，还有1个正在毫无生气地进行攀爬的钢管舞女郎。一名陪酒的姑娘趁着男人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往自己的酒杯里兑水，这事儿被发现的几率很小。     娜娜每天的生活从黑夜开始到黑夜结束。她一晚上能挣200元，每月需要支付2000元的合租租金。她盯着窗外卖气球的老太太，吐了个烟圈，相当梦幻地说了一句：“我看不到未来。”几天前她刚跟男朋友分手，因为他考上了公务员，她无法忍受两人地位的差距。那天晚上她唱的最后一首歌是《领悟》。歌词她多唱了一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当娜娜唱着《领悟》时，在北京的深夜里，庞大的失眠人群以各种各样的姿势瞪着天花板，如果能搜集起每天夜间在城市上空飘荡的数羊声，也许将是令人震耳欲聋的分贝。在这样的夜里，电台是寻求慰藉的最好方式之一。     零点之后，北京上空有60条调频电波和101条中波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中调频103.9兆赫属于一位叫做杨晨的电台主持人。在建国门外大街甲14号广播大厦一间门外有警卫站岗的直播间里，他主持一档名叫《有我陪着你》的两个小时的夜间聊天栏目，在6年的时间中，他总共说了3000多次“发送短信HD+内容至10621039”，触摸电台仪器的放电棒600多次，上下推拉操控板上的18个键位无数次。       这天深夜的节目里，有100多个睡不着的人发来了短信，其中有一个再过5个月就要高考的高中生、一个天亮就要领证还在担心嫁没嫁错人的女士，以及一个饱受领导摧残说辞职说了多次也没有动手的苦恼男士。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现在有点饿了。”这天晚上节目临近尾声时，这个身高190公分的主持人突然这样说道。他在这个夜晚尽职地扮演了安慰者的角色，而他身边的聊天嘉宾晓晏，这位曾在电视剧中为孝庄太后配音的女士，在两个小时里有些无聊，把自己的鞋带解开6次又重新系上。     大多数普通人在深夜的故事是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叫林欣的新婚男子在凌晨两点排队过户买房，夜里太冷，他身边的排队者被冻哭了；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的一家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曾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位赤身裸体的女士跑出了门，他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位于京沈高速附近的一家汽车影院里，裹着羽绒服的年轻放映员总是幻想着能像《搏击俱乐部》里那样，在影片中插入几帧色情图片。     很多人借着夜色隐藏自己的特殊能力。一个彻夜代刷游戏金币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这个晚上挣了260元钱，在虚拟世界里他共挥了5000多刀，杀了900多只怪物；北京静安庄一个穿着破旧牛仔裤的28岁美股交易员按下了最后一个键，他刚刚使自己的月盈利额达到了25万美元；还有一个喜欢在车里卖各种挂饰的出租车司机，在深夜饥饿的时候跑去北新桥卤煮店，专门要一份没洗干净的大肠卤煮，他讶异地发现，那里的卤煮师傅每做完一碗，都会把菜刀像扔飞镖一样剁在一米开外的案板上，并从不失手。     毫无疑问，出租车司机是北京深夜最活跃的人群之一。一个喜欢在深夜用车载对讲机聊天的出租司机会竖着食指跟你说，世纪坛其实是海军的长波雷达，那根针是长波天线，目的是为了和我们的核潜艇联络用的，所以那根针会不规律摆动；而一个家住房山的慈眉善目的的哥，会和蔼可亲地讲述那些发生在本市的出租车司机杀害乘客或是乘客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案子，当他讲到某个“司机杀死乘客后直接推进水里但是不巧被摄像头捕捉到”的段落时，车刚巧开到河边。在北京，至少有20个以上的司机以前是股神，还有10多个破产的前商业大亨和数不清数目的退伍军人。他们的故事通常以“想当年”开始，以“要不是，我才不干出租车这一行”结束。     北京的深夜里有一些可称之为坚持的东西。建筑垃圾处理商张树西的车，只有在零点之后才能出现在北京的道路上，他像国王一样检视自己23辆浩浩荡荡的渣土车队，其中包括2辆10轮的欧曼自卸车，它们每车装载10吨，一车收费300元，垃圾将会被运往北京六环外的国家规定的21个大坑，以及不计其数的不存在于地图上的小坑，那里原来是挖沙留下的深洞、农村的鱼塘或是干枯的河道。干这行15年后，他不仅知道北京周边每一个“黑坑”的位置，还知道能在哪个路口甩掉城管，还知道再过6个红绿灯会有一个警察在那儿等着他。“我闻一闻就知道他们在哪儿。”张先生颇为自己的技术特长感到骄傲。     每倒下一车垃圾，张树西将付给坑主30元，这是大客户才享有的价格，在倾倒的一瞬间，10个头戴矿灯的拾荒者就会从北京的黑夜中钻出，用铁钩将垃圾分拣出来，这些活儿通常在1根烟的时间内就完成了。     在过去的15年里，张先生努力与北京这座城市发生关系，他会在路过地铁安华桥站和鼓楼大街站时，自豪地说这地方的垃圾就是我运走的，但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在深夜，他唯一的朋友是一群眼神凌厉的路边野猫，还有让他曾听得嚎啕大哭的汪峰的歌曲《春天里》。     在北二环德胜门工美大厦右侧一间4平方米的保安岗亭里，保安郝明军会告诉你，10米开外大门紧闭的银行里，有一个从不露面的银行保安，在身后小区里20多只野猫的面前，蹲着一个每天准时喂食的垃圾清运工，而在旁边的超市里，曾有一个男人躲在了立式空调后面，后来偷走了超市所有的零钱。     郝明军掌管有60个车位的大厦车库，他能记住大厦领导11辆奥迪车的车牌号码，并在0.1秒之内按下手中的遥控按钮升起车库的栅栏。这个每小时工资为6.625元的47岁河南人，在深夜零点到早上8点的时段中，每隔1小时就需要巡视一次，这天晚上，在这段4分钟的路程中，他不多不少走了375步。他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计时工具，隔壁的老回回面馆会在4点半亮灯做活，马路上的车会在5点半突然增多，而到了早上7点，所有的路灯就会在一瞬间熄灭。在一小时之后，他会回到那个车库的地下室，并满意地盘算起他又为老家的新房挣了265块砖。 每天零点后，降落在北京的航班有100多个，旅客超过15000人，乘坐火车、长途大巴抵达的旅客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有无数来此寻梦者，但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眼前这片被辉煌灯火照亮的夜幕，既收获着生命，也迎接着死亡；它有着与生俱来的混乱，也有着与之抗衡的秩序；它成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欲望与颓丧；它冷眼旁观失败者的挣扎，也不吝于分享实现梦想者的喜悦。     当太阳升起，地铁开动，人们出门上班，深夜的一切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但如果你用心，也许会发现，饭店门外摆着一箱箱等待清洗的肮脏碗筷，马路还留有些许渣土，刚刚出街的报纸上登着夜里的新闻，医院门口，一对夫妻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家，露出欣喜而略带疲惫的面庞。这便是它深刻存在且不容忽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