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上）

吴砺

              

              《论中国》（上）

     

    翻阅《论中国》（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2版。一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7

         翻阅这本正文518页中文版的由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所著的《论中国》专著，对于我们这些七十年代末上大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尤其我们自己所在的国家的机会。

中国人常说：＂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中国人要认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尤其近现代史是一件大不易的事，尤其是我们过去受的教育被灌输了太多的偏见成见。旁观者或许比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外貌。

基辛格作为中美建交的主要策划与参与者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他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更让人印象深刻，尤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曾经的政治家在这样高龄还写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更是让人感到他个人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感情。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读的书与阅历均极有限，我只能说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中国近现史的评论和认识使我耳目一新。作者完全没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而是以一个政治上现实主义者实事求是的评述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尤其解放以后的历史。

中国现代史在我们这一代已经釆用了一种回避的方式：＂向前看＂，总结的任务只能让我们的后代去完成。这也许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之一：＂向前看＂！尤其文革刚刚结束时，若是我们纠结过去，会将这个社会还没有愈合伤口再次撕裂，除了让我们互责自责外，我们并不能从中获得乐趣。在过去的动乱中我们如同集体掉进泥潭相互撕咬的人，谁的身上都不干净，谁也不是圣人。只能尽快跳出泥谭，集体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使命是使中国社会努力达到小康水平，使中国人像正常的现代人好好生活一回。历史己翻过了那苦难的一页，纠结过去已经没有意义。立足做好现在才是中国人要做的。

作者对中国人民过去两百年经历的苦难充满了同情。书中回避使用激烈的言辞，使各方尤其是中国各个阶层基本上能接受这本书的论述。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光荣的孤立＂形容中国过去二千年的历史。这本书使我更深地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千年是一个文化自成一体的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只除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很独特。

尽管这本书重点在描述解放后的中国，全书518页中描述解放以前的片幅仅84页，但我以为这84页似乎是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高度评价和赞扬了清朝后期中国外交家尤其李鸿章的努力和智慧，这与我们教科书上论述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作者认为正是李鸿章们以夷制夷的战略才保住了中国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七十年身为弱国仍保住了中国国家的完整并使中国在众列强的高压下幸存。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人传统智慧创造的现代史上的奇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两千年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的民族，对所谓夷人有无言的心理优势的民族，只是这种优越感在过去两百年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人的打击下几乎彻底被粉碎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理解那些激进的饱读古书的中国人在过去两百年战乱与动乱中反过来远比外国人更敌视中国文化传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现在的问题或许是在中国开始变强大时不要带上过去两百年受伤的自尊心和病态的敏感，而是以中国二千年传统文化曾经有的成熟自信，以这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和为贵＂及不肖与人争高低传统帝国的高贵气质从容地返回国际社会的大家庭。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P001

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中国历史的这一悖论同样体现在古代圣贤孔子身上。孔子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尽管孔子强调说，他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大同理念曾盛行于黄金时代，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政治乱世已不复存在。P002

中国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视为不正常的暂时现象。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P003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正如毛泽东日后所说，中国当时知道有一个印度，但历史上印度往往分裂为诸多王国。中印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易商品，传播佛教思想，然而几乎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阻隔了两国之间更密切的交往。中亚无垠的荒漠隔断了中国文化与波斯和巴比伦近东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说罗马帝国了。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尽管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文化内核及政治制度，但却彼此相轻，它们处理彼此关系的方法就是减少往来，几百年一直如此。欧洲地处中国人所称的“西洋”，距离中国更为遥远。正如1793 年中国皇帝对一位英国使者所说，既然是西洋，中国文化自然鞭长莫及。P004

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渐习惯于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850 年，一位英国翻译家写道：

一个聪慧的欧洲人，如果习惯于思考一些国家的优势和不足，只要提出几个问题，即便不掌握什么数据，也可对一个他此前并不了解的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大致不错的认识。但若以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则大谬不然。对外国的排斥加上本国的封闭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比较的机会，这可悲地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完全无力挣脱自己的生存环境，评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国的传统观念。。P006

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它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湖泊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它的辽阔和富饶只有粗浅的了解。过去的2000 年里，有1 800 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 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中国的活力和繁华令近代初期接触过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瞠目。P008

中国与外国人通商，偶尔也会采纳国外的思想和技术。但中国人一般认为，无论奇珍异宝还是知识学问，中国都应有尽有。由于各国渴望与中国通商，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作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这种观点并非尽是妄语。P009

中国统一的方式以及周期性的分裂与统一有时极其残酷，中国历史上不乏血腥的叛乱和暴虐的皇帝。1 000 年来中国得以延续至今，主要靠的是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而不是靠历代皇帝的镇压。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当强调禅定和内心平和的佛教开始出现在印度文化申时，犹太教先知，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先知则宣扬人死后还有来世的“一神教”。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

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或“孔子”。P010

身处乱世，孔子提出的对策是施行正义的和谐社会之“道”。孔子称，远古的黄金时代曾实现过这种正义与和谐。在信仰上，人类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挽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合理秩序。信仰的目的不是启示或解脱，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遗忘的克己美德。“在一个儒家学说主导的社会里，好学是一个人显达的关键。因此孔子教诲道：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倡导一个等级制社会，认为一个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儒家秩序激励人们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孔子与一神论宗教的先知不同，他绝口不谈人类如何获得个人救赎。孔子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获得国家的救赎。孔子思想着眼于现世，肯定的是一种社会守则，而不是来世的救赎。

皇帝位于中国等级秩序之巅，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没有可比性。皇帝集社会秩序的宗教信条和世俗说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统治者，又代表了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就其政治作用而言，皇帝被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君主，凌驾于世界政治层级之上。这反映了中国等级森严的儒家社会结构。中国的礼仪坚持以叩首的方式承认皇帝的主宰地位，即行三跪九叩大礼。

皇帝扮演的第二个抽象角色是他作为“天子”的地位，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皇帝的这一角色暗示，他本人负有道德上的义务。皇帝施仁政，主仪典，严刑律，系天下万物“和谐”于一身。一旦皇帝荒淫无道，天朝即陷入混乱。哪怕是自然灾害，也有可能意味着天下失和。当政的朝廷会为此丧失赖以治天下的“天命”，叛乱蜂起，直至改朝换代，重新恢复天下大同。P012

中国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它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从未遇到过与中国文化类似或大如中国的社会。中国皇帝君临天下被视为自然法则，体现了天命。对中国皇帝而言，天命不一定意味着与邻国人民敌对最好。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蛮夷上。中国的目标是让诸如朝鲜的藩属承认自己的特殊地位，以换取通商权利等好处。至于中国人知之甚少的远方夷人，如欧洲人，中国虽以礼相待，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他们几乎没有兴趣让外夷皈依中国文化。1372 年，明朝开国皇帝表达了这一观点：

“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中国的皇帝认为，试图对不幸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毗邻诸国只要向中国朝贡即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就可以通过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这样做的都属未开化之列。归顺皇帝，施行帝国礼仪乃其文化内核。帝国强盛时，中国文化圈随之延伸，天下一统为一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实体。P013

中国人讲求实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上。当异族君主赢得战争时，中国的官僚阶层会随之归顺，同时又游说征服者，他们刚刚征服的中国疆土幅员辽阔，文化独特，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的语言和现有的中国官僚机构来统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渐被同化到他们当初试图控制的秩序中。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P018

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如果中国注定只能有相对安宁，它同样暗含相对的不安宁——为此需要对中国的十几个邻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它们的历史和追求的目标与中国迥异。在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中西方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上。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棋盘上横竖各19 条线，对弈开始时棋盘上空无一子。对弈双方各有180枚子可用，子与子没有差别。两位棋手轮流在棋盘任何一点上落子，占据有利地形，同时设法包围吃掉对方的子。棋手在棋盘各处同时展开厮杀。棋盘上每落下一子，对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就略有消长，双方都在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棋。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一方常常仅占有微弱的优势。对于一个外行人，从棋盘上并不总能看出哪一方是赢家。

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手将死，即把对方的王或后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绝大多数的国际象棋比赛靠消耗对方实力或偶尔靠一着妙手取胜。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是双方握手言和，即双方均无希望取胜。

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下国际象棋，棋盘上双方的实方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摆在棋盘上。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下国际象棋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因为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而下围棋学到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吃掉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P020

通常，中国的政治家把战略形势看作全局的一部分：善恶、远近、强弱、过去与未来皆互相关联。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战略与治国方略成为与对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同时加强自己一方的势，或者说战略态勢。P025

中国古代圣贤认为，世界永远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顺应世界潮流。没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陆，天涯海角也没有人等待人类救赎。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P025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P026

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集团浑然不知，这些外国社会发明了新的产业和科学方法，几百年来第一次，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先于中国。借助蒸汽机、铁路、新的工业制造方法以及资本积累，西方的生产力飞速发展。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的西方列强踏入传统的中国势力范围，认为中国自称君临欧亚荒诞不经。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国际交往标准强加给中国，必要时不惜一战。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一个世纪后，即便是在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

自 17世纪起，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东南沿海一带的欧洲商人日益增多。在中国人眼里，这些欧洲人与帝国边疆地带的夷人无甚区别，也许只有一点除外，即欧洲人尤其缺乏教化。中国官方称这些“西洋蛮夷”为“贡使”或“夷商”，偶尔允许外国人前往北京。倘若他们获准觐见皇帝，则需行叩头礼，即三跪九叩的大礼。

外国使者入境中国的口岸和前往北京的路线均受到严格限制。与中国的通商是季节性的，仅限于广州一地，且管制甚严。每年冬天，外国商人必须启程回国。他们不得进入中国内地，种种规章制度专为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而定。教授外国人中文，或向他们出售中国历史文化书籍均属犯法。与外国商人的交往只能通过当地的特许行商。自由贸易、外国使馆、主权平等（欧洲人此时在几乎世界各地已享受的起码权利）的概念，在中国均闻所未闻。中国只默许对俄国区别对待。俄国迅猛东扩，沙皇的领地已经与清朝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的疆土接壤，构成了对中国莫大的威胁。1715 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设立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日后，该团实际上成了一个变相的使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此类外国传教士团。

在清廷的眼里，中国与西欧诸国商人的有限往来反映了朝廷的怀柔。中国人认为，允许外国人与中国通商——尤其是西洋蛮夷嗜好的茶叶、丝绸、漆器和药材——彰显了天子的仁厚。欧洲与中国隔山阻海，绝无依照朝鲜和越南的例子汉化的可能。

最初，欧洲人同意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扮演朝贡者，欧洲人被称为“蛮夷”，他们从事的贸易被称为“进贡”。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国力愈强，信念愈坚，这种局面再也无法持续下去。

天朝开始认识到中国军事上技不如人，但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对策。起初，中国采用了传统的治夷手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也曾被打败过，中国的统治者采用的是上一章讲过的五饵之策。在他们眼里，入侵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渴望分享中华文化，希望在中国土地上定居，享受其文明。因此，中国可以用耆英提出的手段逐渐将其驯化，最终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然而入侵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这种愿望，也不满足于追求有限目标。它们自认为是更先进的社会，追求的目标是掠夺．中国，攫取经济利益，而不是归化中国文化。因此，它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取决于自己的财力和胃口。靠结交私谊不可能扭转乾坤，因为入侵者不是中国的邻国，而是远隔重洋的异邦。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䎛英式对策的隐晦婉转风格浑然不觉。

仅仅10 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中国夹在两个时代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中间，努力探寻一种新身份，尤其是设法协调标志其伟大的种种价值观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安全系于后者。P049

                                    吴砺

                                                                                            2016．5．5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