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

吴砺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

“重新强调种族——民族——国家而不是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关系，对这种日本国家属性的政治性重建有必要进行仔细的研究。这种新的种族意识产生于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农村的佃农与地主尖锐对立的背景下，而在农村，地主阶层是天皇制的基础。发自佃农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从1928年的1866件剧增到1931年的3419件；工人罢工也在增加，1931年是战前的高峰，多达984起。就在社会冲突变得白热化的时候，清晰易懂，令人欣慰的种族主义从天而降，给日本的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世界性的推动力。P113

裕仁经过的路要极其清洁甚至无菌化，他的存在不能让人看见（因为所有的眼睛都必须向下看，不能望他），这是一种过度的、近乎病态的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神道信仰的根据和线索。在天皇登基大典和此后的出巡中一直呈现着许多令人困惑的双重性：清洁与不清洁，纯洁与不纯洁，个人与他人。这种极端概念化和情绪化的两分法在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早期，将自然而然地、几乎无法避免地发展成一种社会认识：我们日本人作为一个种族纯净的民族在勇敢地面对世界，因此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神圣的。我们的胜利将在东亚创立“新秩序”。P114

至于以天皇制思想和天皇的神话及其仪式为基础的昭和早期的国家主义，是否可以被看作世界“法西斯主义”现象的一部分，在历史学家当中仍有争议。然而，在借个人崇拜从而将民族、种族集团神化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共同要素，比如强调军国主义、独裁，赞美战争、年轻、精神性、道德复兴和国家使命。确实，日本一直处于常态并自成一统，裕仁也不是靠煽动民众、施行蛊惑术成为操纵民众的总统或元首。而德国和意大利在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上也不是完全一致。总而言之，20世纪30年代主要的修正主义法西斯国家之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被崇拜领袖人物相似的心理作用以及后来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比各自显而易见的相异性更重要。P118

这个时期还为日本军队未来犯下的残暴的战争罪行奠定了基础。1928年，  田中内阁没有在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公约上签字。第二年，枢密院迫于军队压力，也没有批准两年前签署的日内瓦战俘公约。枢密院顾问认同了陆海军大臣以及外务大臣的主张，认为有关俘虏待遇的条款过于宽大，不可能得到执行，  因为天皇的士兵是永远不会允许他们自己成为俘虏的。特别是这个决定，为日后日本拒绝承认有关俘虏和伤兵待遇的国际条约铺平了道路。P120

考虑到关东军前锋部队在数量上大大处于劣势，有必要对其进行增援，裕仁把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裕仁并不真正反对他的陆军扩张帝国版图。即使对他的统帅权有所冒犯也无关紧要——只要行动是成功的。P144

公平地说，1931年一年裕仁都对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统治，他的表现一直是迟缓的、不连贯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权，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却让步于不顺从的陆军军官们。比起那些操纵满洲事变的参谋将校，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因此他很担心外交孤立和国际经济制裁。可是他却从未公开地或私下里批评过陆军在满洲的行动。相反的，他以过度的宽大，认可了行动的一次又一次扩大化，并放纵越权不服命令的高级军官，拒绝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陆海军的年轻军官来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天皇主要关心的是事变的成功，而服从东京的中央指挥则是次要的。由于裕仁向“昭和维新”的策划者和鼓动者表明天皇并不总是以顾问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进一步促使了军队违反命令行为的发生——尽管这个结果确实不是他的本意。P147

上海事件使裕仁认识到他的高级海军将领们的鲁莽和侵略性——正是这些军官一直被裕仁和宫廷派当作干练的、无狭隘偏见的国际主义者。受军种间明争暗斗的驱使，明知一定会引发与美英间的问题，他们依然故意在中国的心脏地区滋事，图谋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样重要的是，海陆两军都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这次与现代中国陆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他们一如既往——完全蔑视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将他们视为无知、饥饿农民的乌合之众，缺乏民族与国家意识，只要一个猛击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里也持有这个观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挥官们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他特别用心地嘱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战斗然后返回日本。对于上海，裕仁行动坚决地控制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带的满洲，他高兴地袖手旁观看他的帝国在扩张。

上海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日本的官兵都在实践着1905年日俄战争后确立的决不投降的战场教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国俘虏的空闲升少佐通过俘虏交换被遣返日本后，为了洗涤被俘之辱而自杀。空闲的尚武精神受到陆军大臣荒木的表彰，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从这以后，被俘幸存下来的官兵经常公开地被迫自杀。很多书籍、电影和舞台剧都歌颂了那些在上海前线主动奉献了生命的“人体炸弹”、  “肉弹”。这些故事提高了陆军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也增强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P152

至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经济实力，选择了短期内对日本让步的道路，这位总司令现在可以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了。可是，只要日本军队控制着满洲，并且摆出架势要将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华北，中日关系就永远不会恢复正常。无论是蒋还是中国民众都没有让日本的侵略侥幸得手的意思。P165”

“也和天皇同样，广田 当时与许多日本官员 共有一种想当然的认识：中国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仅仅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日本有资格对这块领土进行再分配并取得想要的任何部分。P187

没有任何“洗劫”南京的命令。大本营也没有下令将消灭全体敌人作为南京包围战役的最终目标。不过，确实有不留俘虏的明确命令。南京一陷落，  日本兵便开始集体处决俘虏和缴械投降的逃兵。他们还进行了空前的、作战计划外的纵火、掠夺、杀人和强奸等残暴行为。由此导致的大屠杀在城内和附近6个村庄持续了3个月，远远超出了前期在上海战役和沿着中国军逃往南京的路上所犯下的暴行。中岛中将的第十六师团仅在进入南京的第一天，就杀害了近3.23万名中国俘虏和逃兵。不过日本人的估算将这个总计降到了2.4万人。P204

然而，我们假设裕仁没有得到当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师团、连队，甚至是参谋的命令下，违反国际法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情况的正式报告。即使如此，他还有来自非指挥系统的关于陆军军纪败坏的间接情报，比如国内外的报道，或者还可能从他的弟弟们那里听到传闻，从而了解被占领的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确实拥有这些间接情报，他应该下令秘密进行调查，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记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从皇军占领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军队的行动。还有一件同样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杀戮、强奸的整个时期，裕仁没有任何公开表达他的不快、愤怒或者是遗憾的举动，而是积极地鼓励他的将领们在促使中国人“反省”的国策下取得更大的胜利。P208

对于日本来说，武汉之战确实是战争的一个制高点，是它当时进攻能力的极限。当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时，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南京陷落时（过早报道了）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全套军服，骑着白马在群众面前亮相。P216

裕仁曾在立作太郎的指导下学习过国际法。他知道日本签署了（征本签署了（但是没有批准）1929年关于俘虏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他还了解他祖父明治天皇和父亲大正天皇的宣战诏书中有号召遵守国际法的条款。可是他却从未就制止大屠杀或虐待中国俘虏的问题，向他的军队发布过任何命令。这种不作为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官僚、知识分子和右翼分子中的一种普遍倾向，他们视国际法为纯粹的西洋产物。的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希望发展和普及的东西，因为这符合英美利益而不是日本的利益。对于许多欧美人和亚洲人来说，日本的侵略战争表现为残暴行为和虐待俘虏。这对于形成日本人冷酷、残忍的固定印象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固定印象从未被忘却或者原谅过。这些暴行背后存在的，正是日本军队拒绝对中国适用国际法。对于国际法在中国的失效，裕仁是有责任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他可以自由行动，也需要他去行动，而他却什么也没做。如果他曾经干涉，并坚持建立规章和条例，或者甚至建立一个处理俘虏的组织的话，结果将会大不一样。此外，裕仁对于导致许多中国和蒙古武装人员及非武装人员死亡的毒气武器的使用负有更直接的责任。P224

除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性轰炸外，裕仁还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这些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与完全无计划的南京大屠杀不可比拟，远远地超过了它。南京大屠杀后来成为那场战争的象征，随着时间的过去，牺牲者的数字可能被提高了。1938年末，华北地区陆军开始对河北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实施了他们自己设定的第一次毁灭战。这些作战以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为目标。之后4年里，他们持续实施了这种作战，并且规模逐渐扩大，更加有组织、有系统，范围也更加广泛。最后，这种作战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用日语来表现，叫作“三光作战”。裕仁在很清楚华北平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1938年12月2日，签发了实施无人区作战政策的第241号大陆命，导致了毁灭战役的进行。P227

关于三光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统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姬田光义最近的估计，  “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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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1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