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女的歌》解读

远航小诗

《妖女的歌》解读

张无为

      此诗在《穆旦诗全集》中有注释：“系作者家属整理、提供的尚未发表的作品”。另有人认为写于1975年。如果就“知人论世”而言，诗写相差近二十年，其针对性与价值显然有别，况且是针对两个不同的时代。不过如果就文本解读，该诗也是超越时代的。纠缠，而且更可以充分感悟审美意义。
      从潜在写作的社会意义来看，该诗是关于揭示“诱惑”的文本。诗人谢绝海外聘请，几经波折返回祖国，但却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风潮中被打成“小集团”，逐出讲堂，成为肃反对象，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身心越发遭受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直到含冤骤然去世。那么，作者究竟是写于“双百方针”年，还是写于“文革”后期，其价值似乎就大有说道，这涉及到作者的感受敏锐度与胆识。因为穆旦在1950年代中期，还写有《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这样的“主旋律”作品。以穆旦丰富而独特的经历，回国后所写的那些“红色”诗歌，多出于环境所迫。读读他的《葬歌》（1957年），就可知他当时矛盾而痛苦的心态。他的其他作品如1957年的《九十九家争鸣记》、《葬歌》等，最多只是对当时社会状况作委婉的讽刺，但却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
     该诗揭示的是“妖女”以诱惑的方式向人们索取“自由、安宁、财富”，使所有心仪的人为之义无反顾，甚至把“丧失”当作幸福，而最后却以徒劳告终。“妖女”这个意象，无疑是那个时代语境的恰切隐喻，当然也可以是政治、时代、理想等的象征；“妖女的歌”是一个可怖的隐喻，也是一个真实的预言，因为其后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为理想而“献身”。“我们”则是一群毫无个体主体性且不自知的盲目追寻者，他们好像被巨大的卡理斯玛迷狂形象的特殊力量所牵引而走上了西西弗斯之路。
      可以说，本诗代表了当年诗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虽然对诱惑主题的揭示更多些理念式，但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下完成的，即使具体到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甚至80年代初期的语境中，也是绝对不合时宜的。所以，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充满怀疑和自省的精神以及沉痛经验，由此隐含着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对自身盲目追随的反思。这些，不仅切中要害，而且更具超前性。
      穆旦作为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代表，既从中国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更从西方现代主义中找到了艺术观念和方法，探索着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并在诗的语言、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新试验。在词语的创造性组织中，表达现代体验和现代意识，揭示现象背后的复杂与深刻。
      在该诗中，诗人运用象征化方式表达出对生活、命运包括对政治内容的艺术感悟，是人性层面的生命体验，依然保留了诗人一贯的现代主义艺术品质。诗中的“妖女”是核心意象，其象征化所指可以是恋爱、交友，可以是理想、道德，更可以是政治、时代等。由此，派生出如“我们”、“唱歌”、“山后”、“险峻”、“荆棘”、“丧失”、“野火”等相关意象群。在这里，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执着与无奈，狂热与沉寂，一组组二律背反式的心绪扭结、冲撞着，被作者客观化为两种人性因素或两种人生境遇，由此将它们表现为人生的基本矛盾，使诗具有很强的张力。理智的声音从无始无终的宇宙背景与终极处，说明个体努力的无意义，但情感却执着于经由个体命定的努力，在虚无中生成意义，即使这努力或许仍是虚无。
      《妖女的歌》对世事的洞察力和未来的预感，在1956年的诗坛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她”是联接青年穆旦与中年穆旦的桥梁。该诗与1976年的《神的变形》、《理想》、《好梦》，有着一脉相承的呼应。由此表明，穆旦的智慧和才华并没有在50年代中断。

远航小诗

教授大作，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