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和官刊谁主沉浮？

远航小诗

《网络和民刊，将促成诗坛精英和大众文化第一次确切分流》

                鹰之

   我国自古就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说，但针对诗歌而言，却一直未产生过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为两个文学体系的自动分离，这主要两方面原因造成，其一，诗歌本就是精英文化的代名词，一直是达官贵人附庸风雅之物。其二，由于诗歌和政论一直属于封建社会科举必考科目，那么对诗歌鉴赏审美的启蒙自然成了必修课，能看懂关关雎鸠，自然对《离骚》也略知一二，能看懂“床前明月光”，对《春江花月夜》自然也不怎么陌生，再划分精英大众自然成了多此一举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每个时代都可能出现过精英与大众的自动划分，但所谓的“下里巴人诗歌”因为没有得到入史机会而失传了，既然没承传价值，我们当然也没必要去探讨了。在西方文学史中也未听说过将诗歌划分为精英和大众之说，除了他们诗歌艺术的发展节奏跟我们的古体诗时代一样，都拥有亦步亦趋的成熟读者群，一直未出现格律诗和自由体诗的明显断裂，读写关系都相对比较均衡，而且任何一个大诗人本就是“精英”和“大众”的统一体，没必要再去严格划分精英和大众。但波德莱尔、史蒂文斯的出现，为世人敲响了警钟，诗人的写作是有可能领先同时代主流文化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相对于陶潜、杜甫时代或人为原因造成的的身前寂寞身后热闹，这二人的写作还有质的不同，他们的写作都自成体系，都与当代主流审美倾向发生了巨大偏移，他们的文本也都构成了开一代诗风的新型元诗歌，必须辅之以相辅相成的独特审美鉴赏理论，才能充分认识他们的价值，这也是他们去世后几十年、近百年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这对于古诗和白话新诗有明显断裂且白话新诗系统化启蒙教育一直未进行前提下的中国诗坛来说更是具有警示性，仅仅靠体制遗留下来的一元化美学原则作为尺子，也必然遮蔽掉若干个波德莱尔、史蒂文斯们。
   按照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学说，中国白话新诗也应该走出一个个自我否定的轮回方能走向成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阶段可算新诗启蒙阶段，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冯至、李金发等等留洋归来的博士、教授利用西方自由体诗作为启蒙文化的模板创立了白话新诗的雏形，并对各个流派、各种表现技巧付诸尝试与探索，但由于他们社会身份、文化素养、知识来源都大同小异，也不需要再对他们进行所谓精英和大众倾向的区分，或者说那时候想找个有影响的中低文化层次的白话新诗写作者都很难，不用说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是政治抒情诗的天下，或者说一直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唱主角，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都不存在，不用说精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了。80年代崛起的朦胧诗群可算诗歌作为精英文化面目出现的第一个高潮，相比照徐志摩、卞之琳小格局、小体量的的单薄抒情与戴望舒、李金发的原始怪诞的象征主义手法都有了长足进步，跟几十年一个模具下来的“政治抒情诗”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只可惜因为缺少“群众基础”（缺少对群众认识象征主义诗歌的启蒙教育），只经过短短几年的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自然不能作为精英诗歌的一个体系加以研讨和承传。这是为什么呢？其一，朦胧诗一代人基本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组成，在诗歌技艺方面都缺少必要的历练和锻打，距离真正的成熟文本尚有距离，尽管“拨乱反正”的东风放大了他们的形象，整体却是速成的、取巧的一代，要想成功通过历史河流的淘洗留下沉淀，还需经过若干次自我否定和完善。其二，“朦胧”含义除了源自群众对象征主义表现手法的陌生外，更主要的是感性多于理性、感觉多于体验造成的，一旦离开那段特定历史的对应物，这种以意识流为主体的象征主义极易沦为“保健品写作”，也就是看起来什么都能影射，实际上什么也不能有效指涉。如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海子、骆一禾等人也曾妄图把朦胧诗的象征主义完成递进式发展，但实际上都留下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噱头，因为他们的思想并未有效高于前人，试问，人人不知所以然的东西又谈得上如何心口相传呢？进入90年代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诗歌界“市场自我调节”的力量愈来愈彰显，很多一度被官方话语权挡在门外的诗人都在网络找到了突破口，各种流派风起云涌，这无疑为现代诗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了个好头，但短暂喧嚣之后，由于他们没有后续文本和相辅相成的理论体系，又进入了沉寂状态。而今，随着论坛、博客、微博以核扩散的态势的兴起，网上诗歌的读写群以滚雪球般的速度日益庞大，与传统纸媒正日趋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若仍旧忽视他们的存在以官方千篇一律的“遗传标准”去衡量他们，把他们人为排挤在“感动体”之外，这等于既不尊重诗歌艺术自身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令商品经济大潮催生的诗歌艺术的“无名时代”雪上加霜，那么，对当下官媒和网络各自的审美倾向做一下厘清，重新确认大众、精英型诗歌的本质特征，无疑对诗歌艺术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官方话语权机构建构的审美体系正在崩溃

  尽管泛政治化的“歌德体”早已告一段落，但官方话语权机构对诗歌的认知仍然处在“有用性”的延续阶段，而且各层话语权机构鉴赏差异性是巨大的，教材部分仍然有很多口号体充斥着，明显已落后时代的审美进程几十年，恐怕作为诗歌的唯一支撑点就是押韵分行和“曾经有用”。至于官刊和评论家们虽然有了些“与时俱进”的转变，但进展也很缓慢也失之狭隘，所谓的“为人民写作”正沦为“为具体现实的毛细血管写作”的遮羞布，诗歌对现实的象征、隐喻功能正逐步丧失，艺术性正荡然无存。若教材诗歌还在口号押韵阶段，官刊则坠入了非“生活体”不叫诗歌的另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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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官刊正成为“伪大众文化”代名词
  受物质文明狂飙突进和精神文明蜗行摸索的不平衡性影响，自九十年代开始，人民群众逐渐疏远了诗歌，很多官方纯文学刊物发行量锐减，由最初几十万份逐渐缩小到一两万份和几千份，新华书店和报刊亭已经多少年见不到诗歌刊物的身影，或者说真正的订阅群体可能就只剩下几个顽固不化的诗人和作家了。但这些刊物却并不因为受众群体发生变化，转而为为新型受众群体服务向他们倾斜，似乎连最后的群体也想放弃掉，如被喻为中国最高档次纯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所发的诗歌：

《农村现状》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重量相等》母亲生下我的时候/称过我的重量/赤条条五斤多一点/母亲说我是比较轻的了/因为同年出生的邻居小孩有六斤和七斤的/我曾问过母亲，这是什么原因/她告诉我，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捧过她的骨灰连盒加起来，大概有二十来斤/我问过卖盒子的，空盒有多重/他说十五斤左右吧。我暗自吃惊，母亲骨灰的净重，也在五六斤之间/难道这也是家里，有点穷的原因吗。

《我的申请书》我的申请书写了多年，内容/也无非是，本人自幼丧母，家境贫寒/请上级部门予以支持/小学，中学，大学。每年都写/每次的理由都大致相同/久而久之，我是贫困生。这已/众所周知。我已经穷到/一贫如洗，特向上级申请/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风吹过叶落。我似乎早已/默认了我的贫困，贫困到/没有骨气和血气，贫困到/在红尘中遇不到一份真爱/我讨厌我的申请书，讨厌/贫困生这个词。他们足以证明/在人间，三尺男儿矮了一尺.

  这些日常“唠嗑体”已经坠落到零隐喻性、零戏剧化、零优美、零深度、零理性、零诗性地步了，按照诗歌作为一门艺术的要求来衡量它只能打入“非诗”行列，不但不能得到诗人群体的广泛认可，即便作为大众文化来要求它，恐怕也是地地道道的“伪大众文化”。为什么说它们是“伪大众文化”？首先那些真正的底层工作者现在基本不看诗歌（除了极个别写诗者）或想看也买不到，若真有不平需要申诉，人家直接找声情并茂的电视台或发行超百万的大众媒体记者，或干脆直接发到新浪微博进行呼吁，这最起码在传播时间上能保证“有用”，若真是有“急事”靠你一两个月的循环周期早晚了三秋了。就算时间上赶趟，你区区千百份发行量的呼吁有啥用处？其次，他们所受的诗歌启蒙还是“床前明月光”“鹅鹅鹅”，对这些不押韵、不优美的唠嗑，人家不认为这算诗歌。那么，既然你辛辛苦苦打造的“底层诗歌”底层人民反而看不到、不喜欢看甚至讨厌，不是“伪大众文化”又是什么呢？既然如此，还不如转而为诗歌艺术服务、为美服务、为诗人的启蒙做点贡献吧。

官方评论家正由“失语”向“无语”状态“挺进”
   评论家和诗人本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诗人的价值需要评论家验证，而评论家的价值也正是由诗人得到“被体现”，但现在这个“矛盾统一体”已经不“矛盾”了，这些官方评论家除了给某些官方诗人做做吹鼓手外，也就是对网上一些人所共知的过期作废的脏乱差现象喷几口唾沫拉倒，不用说建构前瞻性的高端的学术理论，甚至连作为诗人群体一个“对立面”存在的共时性也保证不了啦。如目前诗界两名影响力最大的元老谢冕、雷抒雁先生对诗人的指导发言就很是令人费解，在当前民与官矛盾日趋尖锐化、白热化的新情势下，他们竟然要求诗人“讴歌民族脊梁”、“鞭挞丑恶势力”、“直指时弊”、“ 振聋发聩的担当精神，试问当前的“遇罗克”、“张志新”在哪呀？前不久的一起爆炸案中，一个妇女抱孩子引爆了炸弹，当场炸死了十多名强拆者，紧接着又一个妇女杀死了一名“强拆队长”，被网友戏称“好消息……”,那么作为矛盾双方，谁是遇罗克？谁又是张志新？既然不能确认，就不要让诗人去做“晦暗不明”的北岛、雷抒雁了，还是让他们去做脚踏实地的陶渊明、王维、里尔克、史蒂文斯吧。
   至于他们所谓专业理论文章的“非专业”，“解惑”文章的“迷惑”就更加见怪不怪了，如本来文章论述的“什么是意象”，结果把舒婷《往事二三》中的叙述性情节解读为意象；本来论述的的修辞格里的“隐喻”，结果在举例过程中反而把修辞层面的隐喻和诗歌内容自带的隐喻性混为了一谈，等于说所有的诗歌都是隐喻，或者说于坚拒绝隐喻的作品也成了“隐喻”；本来是商品经济大潮造成了人民不读诗歌的“诗人无名时代”，结果他反过来论，说是因为诗人无名、影响力小人民才不读等等。若这些文章还因为诗人看不到或根本不看坏影响力还算不大的话，那他们把食指的口号诗，海子的神经病作品定位为当代杰出诗歌，影响就很恶劣了，若他们是伟大、杰出，那如何安置当代比他们强几十倍、几百倍的无名诗人作品呢？有人说，那个时代他们就是英雄呀，我觉得这种可信程度不高，作为诗歌艺术而言，“英雄”本就不是某个人、某一小撮人能安排的，它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谁又知道当时有多少比之更杰出更优秀的同类作品因为某个编辑不认可而被遮蔽呢？既然无法确认，那只能以文本论高下，以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诗歌艺术标准来重新衡量定位他们的价值。因此，这些不实用的理论文章、论点遭到诗人群体的抵触、冷淡甚至蔑视是正常的，如著名诗人于坚认为当代的诗歌理论完全可以不看，伊沙则称他们是有嗅觉没味觉，陈先发认为他们不是理论家而是三流阐释家，而北岛更是偏激，直斥他们脑子进水了。这便令中国评论家的存在发生了“异化”，由为诗人群体服务转化为“为自身服务”——在一些诗人看不到的院校报上频频露面，目的就是同行们互相借鉴作为评职称的摹本交叉使用，而对当下诗坛的“前沿阵地”则视而不见袖手旁观，久而久之，便由鹦鹉学舌般的失语状态逐渐退化为了“远离诗坛，亲近诗歌”的“无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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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大奖正沦为“鸡肋”
   之所以说官方大奖正沦为“鸡肋”，并非说他们奖金额度少了，承办机构、评委名头降低了，而是他们评出来的所谓大奖公信度越来越低，如“羊羔体”获得获奖，即便抛却“赠徐帆”那样的口水体，车诗人的总体诗歌水准含金量也不高，典型不痛不痒的“温吞水”，在网上这个水准一抓一大把，甚至这一大把里面还有很多比他高的。又比如《诗选刊》年度新锐奖获得诗人代雨映仅有的二十几首诗歌全部是抄袭安妮宝贝的散文小说，而《十月》组织的“骆一禾诗歌奖”获得者吕约主要作品又是抄袭辛波斯卡，若说评委不上网对安妮宝贝作品不熟悉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也说明他们诗歌素养过低，抄袭来的散文小说怎么能获诗歌奖呢？），抄袭诺奖诗人辛波斯卡作品获奖就有些说不过去，那些评委不都是对世界诗坛了如指掌的学院派吗？很显然他们评奖评得不是作品而是“人”。更糟糕的是这种“鸡肋”现象正向民间、网络蔓延，因为很多民间大奖的承办者所请评委也是这些官刊编辑、评论家们，尽管十万、八万元大奖层出不穷，但获奖者文本的影响力却是越来越小，既然主办方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为什么不把获奖者的文本通过包装、镀金隆重推向市场呢？否则评奖意义何在呢？很明显，还是这些文本不具有“木秀于林”的号召力！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未显著高出诗坛的一般标准。

网络诗歌正在崛起，期待新的美学原则确立
   那么，既然被官方话语权机构垄断着几十年的美学原则正在崩溃掉，新的美学原则又在哪里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在网络和民刊！眼下最好和最差诗人在网络在民间而“中间派”在官刊的看法已形成诗歌圈共识，但这种“共识”也仅限于网络诗人群体内部，并未扩散到官方话语权机构和民众之中。民众由于多少年不看诗歌，这三十年间他们大概就知道朦胧诗和海子，而官方的专家、教授、学者们则习惯把垃圾派、下半身、羊羔体、梨花体、废话体等等脏乱差作品当作网络诗歌的“法定代言人”，对更多安静写作的精英诗人则视而不见，这似乎也成为他们体制内诗人独占潮头呼风唤雨的一个支撑点所在。很显然，当下众多的安静写作者都迫切需要一个被指认的过程，才能在“无名时代”留下痕迹，那么发掘他们背后应该杰出、优秀的必然性，让世人相信他们不是“没来由的A是B”，而是呼之欲出的一代，将是当务之急：
1，“饵料丰富”，自有“弄潮鱼”
  相对于纸媒时代诗人阅读面的狭窄和局限，网络无疑为诗人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以往购买一本西方名家作品需要跨省跨市跨地区搜寻，而今只需在百度打上这个名家的名字就立马可见。而且翻译家们还不断地把西方最新诗歌作品供应到网络，使之成为了川流不息的“活水”，还有些前卫翻译家，如李笠、舒眉、胡桑、李以亮、李寒、明迪、韦白、原野、桑婪等人都开通了博客，能随时随地跟诗人们同行们进行互动式交流，这是“闭门造车”的纸媒时代无法比拟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结豆”，既然诗人的“生长素”呈几何倍数增加了，他们的成长也必然是一日千里的，倾注10年20年苦功竟然还赶不上纸媒时代一个写诗没几年的少年得志者，这是不合情理的。也许有人会说，看西方诗歌跟写出中国原创作品两码事，看得多不一定就增长快，屈原、李白、王维不也看不到西方诗歌吗？那么就请他自己翻看一下这百年文学史吧，最出名的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卞之琳们，本就是依西方诗歌的葫芦画瓢（那时候中国没现成的白话诗文本可供参考），出名之后群众不也称他们是中国特色原创吗？第二个高潮“朦胧诗”，也是借鉴了西方的象征主义手法并和中国古诗的“诗言志”相结合吗？在此之后的海子、骆一禾还是象征主义手法的继续，再之后的“生活化叙述”也是受欧美后现代叙述思潮影响，唯一不受西方影响的是“歌德体”，但那叫诗歌吗？所以，网络时代的诗歌作品含金量超越纸媒时代是必然的，他们的无名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现在一个无名诗人再写出徐志摩、戴望舒、北岛、食指、海子们那样的作品，不是有名无名的问题，而是很可能就根本无人问津！
2，诗人间的互动，是一种无功利的“自然选择”行为
  相对于纸媒时代，仅仅通过认识某个编辑就可功成名就（如昌耀先生，因为花甲之年偶然被《人民文学》韩作荣看好，他便由一个无名诗人一下子成了杰出诗人，几十年前写的一般作品摇身一变成了杰作。），现在则要通过万千网友们的“刀林剑阵”方可杀出重围，因此一个被群众自发捧起来的优秀诗人和官刊造出来的“优秀诗人”含金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些被官方大奖造出的名诗人在网上无人问津也就不奇怪了。这种无功利的互动也为诗人间的相互提高奠定了基础，以往很多学艺期诗人要想得到高手指点，恐怕需要跋涉千里万里托关系找后门方才如愿以偿，而现在只需博客发个纸条，或者直接贴到博客、论坛便有很多网友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网络为他们健康成长少走弯路无疑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的成长速度自然是纸媒时代的同龄人无法比拟的。这就奇怪了，从理论上讲到了该出大家名家的时代了，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纸媒时代的少年成名者占据着文学史、教科书、评论家和大众的口碑，这种反差怎么解释呢？难道万千口碑竟然比不上区区一个评论家、一个编辑的观点可靠吗？
3，网上很多好诗是大于官方那些“感动标准”的
  我曾说过，若把诺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沃尔科特、布罗斯基、辛波斯卡的诗（最好陌生化一些的）换上中国诗人的名字投给《人民文学》、《诗刊》，很可能被官刊编辑拒之门外，幸运者可能会收到他们“你写的不错，但距离我们的发表要求还有距离，望继续努力”的退稿信（好奇者不妨试试），很显然，因为这类作品不符合他们的生活化、日常化、底层化的感动写作。这种所谓的“感动标准”正成为一种草根化的“小鞋子”，一旦诗人的脚大一点便穿不进去，除了早期的柏桦、余怒、陈先发、车前子等少部分诗人被官方认可外，类似罗羽、杨典、北野、风过喜玛拉雅、汪抒、西望长安、姚彬、草树、韦白、西娃、楚雨、倪湛舸、刘晓萍、婧苓、朱巧玲等网上很多特立独行的诗人都是籍籍无名的，因为仅仅用一个感动标根本无法客观衡量他们的存在价值。但若因为“无标准”就说他们存在无效也是不公平的，他们除了有多年矢志不移的文本实践，也定然有自身高度自治的美学标准，当代评论家是有义务为他们量身定做新的美学原则，并作为诗学研究的一个体系进行推而广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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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各自的审美趋向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曾这样评价史蒂文斯的诗集：“诗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思想能真正作用于人的心灵，没有一个词能唤起人的感情。它是冰柱垒成的耀眼夺目的大厦。史蒂文斯成就了一项失败的事业，不幸的殉道者。”，但史蒂文斯自己如何辩解呢，“我不认为一个诗人负有的义务作为一项社会责任比作为一项道德责任更多，而如果存在人们有共识的任何关于诗歌的东西，那就是诗人的角色无法在道德中找到。”。这无异于一场大众文化理念和精英文化理念之争——前者可视作当时大众对诗歌的一般性审美要求，后者自然代表一个精英诗人自身的的创作原则。我估计现阶段我们官方话语权机构对诗歌的总体认知仍然和100年前的《纽约时报》差不多，无怪乎感人、优美、直指人心、有社会效应等等，而且这种认识会在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姑且把其称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美学原则吧。至于诗人群体可能还大部分未进化到当年史蒂文斯的水准，对大众诗歌和精英诗歌的区分还是混沌的不自觉的，即便百年诗歌史上的所谓名家、大师也不例外。那么针对诗歌而言，“大众”和“精英”究竟如何区分呢？本人在“重建中国现代诗的精英意识”一文中曾把“精英文化”命名为：“建立在每个时代普世价值统驭之下的对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中的典范作品（反之为大众文化范畴）。”，若此说法还倾向于内容或总体的广义说法，那在形式上或“呈现本体”上如何进一步区分呢？基于目前整体受众素质而言，我还是愿意把诗歌艺术的本质是“感性”还是“理性”作为两种写作理念上的主要分界线，把客观化和主观化作为两种写作方式的主要分水岭。为什么这样定义呢？尽管通俗、感人、趣味、优美、调侃、朗朗上口、生活化、叙事性、社会性、娱乐性等等都是大众型诗歌约定俗成的总体特征，但究其本质还是两个字“感性”；尽管高端、高雅、尖端、前卫、深刻、严谨、精密等等词汇都是精英诗歌的代名词，但核心部分还是两个字“理性”。至于写作方式的主观化和客观化抒情，则是两种写作方式自体矛盾导致的必然，因为为某个意识形态、某个群体、某种思潮的“有用式写作”，必将不同程度破坏诗人与自然万物建构起来的隐喻关系，这就逼迫写作者必然要用主观性词汇来填充、过渡，反之类似史蒂文斯所言的，诗人把自身的一种自然分泌活动视为社会责任的有效组成，它自然就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天然的产物。当然这也是一种总体趋势，大众文化中也不乏浑然天成的作品，精英诗歌也不乏聱牙诘屈的做作文本。
“感性和理性”
  把感性和理性视作大众和精英两种诗歌理念的分水岭，也只是针对当下中国的特殊阶段而言，事实上对大多数西方国家而言，不管是大众文化层面还是精英文化层面都已将诗歌艺术视为理性艺术，比如：亚里斯多德说过，“诗歌比历史更具哲理性，因为诗歌涉及的是普遍性问题，而历史涉及的是特殊性问题”；叔本华则认为，令大自然发挥作用的不是爱，而是意志；尼采则认为哲学和诗歌本就是两位一体的；雪莱也曾说过，“诗人是权利至高无上的哲学家”；柯勒律治则认为诗人是隐含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不是显性意义上的哲学家；马拉美则认为诗歌是诗是观念与形式的统一，是抽象概念的形象化；叶芝则认为诗须在宁静中感受宇宙万物的哲理，并令这种哲理形象化呈现；艾略特的说法更彻底，诗歌就是最真的哲学。经过一代代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诗人的熏陶，他们的大众已经从根本上接受了“诗歌艺术是理性艺术”的论断，并已经近似大众公知，这从诸如拜伦、雪莱等西方红极一时的大众性诗人文本的理性附着可见一斑。再从中国三千多年的诗歌史来看，能流传下来脍炙人口的金句，大部分也都是理性的，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唐•王维•终南别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唐•李白•行路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杜甫•望岳）、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即便很多有名的爱情诗词也不例外，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辛弃疾•青玉案）、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李商隐《无题》）等等，这些名句大部分都含有普遍性因果关系的思想警示性。因此，最终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区分很可能不是感性和理性的区分，而是理性的触及深度及形式上的创新程度和陌生化的区分。但就目前阶段，大众文化偏于感性精英文化偏理性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群众尚需几十年甚至百年后才可能普遍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在此阶段应该提倡闻一多先生的“三美”主张，引领群众从“床前明月光”的格律诗时代尽快过渡到现代诗的理性审美阶段来，否则，不管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大众文化范畴里还是没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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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写作是一种“草根化”写作   毫无疑问，选择感性写作就选择了热闹甚至“实惠”，选择理性写作就选择了寂寞和被边缘化风险，隔代成名的陶渊明、杜甫、波德莱尔、史蒂文斯自不必说，即便相对身前成名的李白，在其当代也并未受到广泛关注，如那个时代编撰的《国秀集》、《极玄集》、《御览诗》等权威选集都根本没有李白的名字，直到李白的晚年这种现象方才改观。但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清醒意识到感性写作的局限性，尽管各个时期都有风靡一时的大众热点文化兴起，但大部分所谓感动性作品寿命都是一次性的，既不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也很少具有时间上的承传性，或者说大部分受大众欢迎的热点诗歌，其实质还是一种即时性的“草根文化”。首先，由于大多数感性作品酿酝时间过短又突然发生，很少承传历史精英文化的“遗传因子”，因此不具有传世性。那些曾热闹一时的歌德体当在此列，如文革时期郭沫若一句“毛主席呀，你就是我亲爷爷”也曾家喻户晓，但是过境迁又有谁记得呢？还有《诗刊》上那些讽刺诗，尽管当时也很调侃很时尚，过后谁又肯问津呢？又比如曾“遍地开花”的汪国真、席慕容热等等，也仅仅是在少男少女心中热闹一阵罢了。其次，感性作品因为缺少普遍性因果关系的理性附着，既谈不上跨国家、跨民族传播的普遍性，也很难谈上原创性，如食指的“相信未来”也被官方名家们视为金句，但这样的“金句”随便一个小学生不张口就来吗？叫做“原创”的可识别性又在哪呢？又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曾四面开花，但这样的句子本就属于地地道道的广告词，必须辅之以画面才能填充完成前言不搭后语的语义“断裂”部分，但即便有意义也只是广告词的意义，与诗歌又有什么关系呢？  未来二十年，中国的精英文化发展必将由网络和民刊担当    那么，当代精英型诗歌的总体特征或者说中国诗坛未来发展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当然是一个世界通用的“ISO”立体诗学标准——在内容上是以人类社会如该何存在的终极价值追问，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真善美代言将成为诉求核心；在形式上当然是建构客观化抒情为主基调的诗力场，让真善美能通过和谐有机的物象关系呈现出来，而非主观性词语说出来；当然还有这个“诗力场”重新找回的诗歌隐喻性，文字背后暗示出的另一个“诗力场”，那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 我相信中国的精英诗歌必将在网络和民刊诞生，若干个无名诗人此时正走在追赶沃尔科特、帕斯、特朗斯特的路上，只需十年二十年或许更短的时间便将取代官方架构起来的草根化、时效化、狭隘化的伪价值评估体系，我们且拭目以待。

西子葵花

农村现状》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解放

西子葵花 发表于 2014-3-30 10:26
农村现状》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 ...

楼上的说得太切合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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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4-3-30 11:01
楼上的说得太切合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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