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回忆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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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９１３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１）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２）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３）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５６５）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５６５－５６６）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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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１）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４５１）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４５２－４５３）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４５４）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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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１０月５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４５５）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３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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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４５９）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页５９３）邱会作的遭遇也颇有典型性，邱当时奉林彪、叶剑英命令住在西山，实是“躲反”，但是却被时任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直接下令回总后参加群众运动（实则接受群众批判、批斗），惨遭造反派武斗毒打，几乎死在武斗场上。林彪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面救回邱会作，后在叶剑英、叶群的劝阻下，找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林彪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后来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救出邱会作。（页５０８－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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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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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５７７）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６１０）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在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由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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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５９３）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了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５９４－５９６）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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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道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８７７）１９６７年５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８７８）三Ｏ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一的医疗造成的。”（页８７９）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一医院的报告，看了Ｘ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８８０－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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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敖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５％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８８５－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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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敖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５％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８８５－８８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