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程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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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学到大学，经历的老师真不少，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从小学五年级代到初中二年级语文课程的程度老师。

    程老师那时年近五十，高挑的个子，背微驼，长方形的瘦削的面孔上，戴着一付旋进几圈的玻璃眼镜。他课下总是沉默寡言，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使我这个小学生对他望而生畏。上课时，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述故事娓娓动听，剖析事理条分屡析，渲染情境生动感人，解疑释难明白清晰。常常使我这个小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折服倾倒。

   

    读初中了，我上学得走更远的路:须得翻越三座山坡，穿越四条冲口。那时虽然正当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人世间充满着吵闹、仇视、争斗和攻击，而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好像全不理会这些，依然青山永在，绿水常流，花开花落，风景怡人。

   

    在我们上学路上，对我们具有极大诱惑力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公社林场的桃园。每天我们走在桃树下，从娇艳的桃花盛开到成熟的桃子伸手可及，甚至碰着了头顶，对我们的诱惑不可谓不大。然而，那时的我们坚定地认为：公社的集体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语言表达直接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这些桃花和鲜桃是公社的集体财产，我们自己决不能侵犯。并且，如果发现有他人侵犯，不管是谁，都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保护集体财产。就象当年的刘文学，为了揪住偷集体辣椒的地主，与之进行力量悬殊的搏斗，最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一样。所以，三年期间我们没有一人偷摘一枝桃花，一个桃子。为这，林场的工人还曾奖励过我们每人三个桃子。

   

    另一处是一棵生长在路边的私人家的梨树。这棵梨树生长在远离人家的稻田边，“这或许是一棵没有主人的野梨树吧”，有时路过时，我们侥幸的想。每当春天来临，梨树著满白花，一身素洁。当我们走过时，尽管脚步匆匆，不能从容地品赏梨花清幽淡雅的香味，偶有机会，几瓣轻盈的花瓣，会调皮地飘落到你的脸上，身上。秋天到了，梨子熟了，每天我们经过这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哪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干出那令人不耻的偷梨的勾当。可是，你越是当心害怕，越是会发生那令人当心害怕的事。

    那是一个平常的秋日，我们这个路队的7、8个人，自然地排成一路纵队，急匆匆地赶回家吃午饭。在距离梨树的百十来米处，不知是谁发出了“我们每人捡一块石头”的倡议，不知是否是出于从众的本能意识，或者是根本无意识，反正我也同大家一样，稀里糊涂地捡了块石头握在手中准备着。

  

    当走到梨树下时，听到有人喊：“预备，砸”！

    话音刚落，只见7、8块石头一齐砸向了梨树，“砰、砰、砰”！一阵暴风雨过后，落下了两、三个梨子，其余的全是石头，树叶落了一地！许是响声太大，惊动了社员。其实，这一切早就被在田间劳动的社员看个一清二楚。我们便作鸟兽状，一轰而散。只见那几个手脚敏捷者，如老鹰叼兔般抢走了那几个在地上滚动的梨，可是我却连一片树叶也没捡到。

    下午上学，经过这座村庄，心里不禁揣揣地。来到学校，赶紧溜进教室，免得被老师或校长撞见。还好，一下午平安无事，快要放学了，绷紧的神经可以放松下来了。正当我麻利的收拾起书包，准备溜之大吉时，程度老师快步走进教室，点名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跟在程老师身后，本来放回到胸膛里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心里像装着15只吊桶——七上八下的。

    来到程老师房间，我所预料的那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劈头盖脸的，老师脸色铁青，嗓门提得很高，指着桌子上的人民来信，向我怒吼着。我尽管觉得委曲，但清楚地知道是中午的事儿犯了，也就一声不吭，独自承受下来。好在这场暴风雨如同那砸梨的石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在我的心里却记忆犹新！因为，透过程老师严肃认真的外表，我感受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涓涓流出的对学生真挚的情和爱。

    我原名程根银，程度老师刚教我语文时，觉得我的名字既无寓意，音又不谐。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名字是我小时候，父母请算命先生给取的，据说因我命中五行缺土，故以“根”据之，而“银”可能并无实义。而先生将“银”更改为“荣”，既有树大根深，根深叶茂的寓意，音韵又很和谐。

    1982年7月7、8、9三天，我参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非常侥幸的考了339.5分，被安师大安庆教学点中文专业录取。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时，看到学校公布的名单上写的却是“程振荣”三字。本来“程振荣”的名字也不错，但为了纪念程老师，我还是请大学老师将自己的姓名又改了回来。说来也巧，1997年暑假在黄山与刘解军及其全国中学文学社团研究会建立联系后，也许当时书写潦草，他及其组织一直在使用“程振荣”这个名字。我的另一个较有影响的名字是“程永根”，那是1998年的年关，有幸被教育厅师范处邀请住在教苑宾馆，编撰安徽省第一轮继续教育教材，完成任务后，作为安徽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编委会委员被署名。据知情者说，当时急着排版，处长凭记忆报了这个名字，虽然稍欠准确，但也相差不远，何况姓名只是人的符号，姑且作个笔名，不也是一件美事！

    小学毕业时，因为家里刚刚遭受了69年特大洪灾，加上母亲染病，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作为长子，我当然有负起家庭重担的责任，并且义不容辞。于是父亲决定让我掇学，跟着他学做木工手艺。虽然母亲知道我想继续读书，也很支持我，可她拿不出充足的理由说服父亲。这时候，程老师专程来我家家访，做父亲的工作，最终说服了父亲同意我上初中读书。幸亏程老师及时做了父亲的工作，否则，我现在所走的恐怕将是另一条人生之路了。

    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程老师，除了他对我的独到关心外，还有他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他的三字（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写得非常漂亮，龙飞凤舞，潇洒自如；特别是毛笔字的悬腕立书和立势题壁，令人佩服。体育方面，乒乓球弧转球的抽、拉、挡、吊、削，线路分明清晰，攻防进退自如；游泳的技术也堪称一流，无论是仰泳、蛙泳、碟泳或自由泳、混合泳，样样熟练，并且姿势优美，速度极快，真像一艘快速行驶的船，或一条在水面上飞翔跳跃的鱼。从个体生命全面发展的角度看，程老师的素质是很高的，至于他的技能也远不止这些。据他的同事桂向东老师介绍，先生不为人知的一门绝技是：一边行走，一边刻钢板字。据说这是做战地记者时练就的看家本领。尽管这门技艺在今人看来已毫无实用价值，但从中可以看出先生精益求精的勤奋精神。

    程老师一生历经许多坎坷和苦难，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青年时代，他也曾胸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遗憾的是生不逢时，又投错了门庭，否则，先生将是另一种命运了。因本乡人刘奇当时任白崇禧的秘书，便投奔了他，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程老师也随溃军败退大西南，随后又流落到越南、老挝。也是因为年青，他还是选择了回国，改弦更张。先是在成都做《四川日报》的记者，57年后回到家乡，在本村当小学教师。由于家庭成分是地主，加上生活的磨砺而形成的倔强的性格，57年很自然的被戴上了右派的高帽。

    程老师的家庭婚姻也不很如意，曾经历多次婚姻破裂的煎熬，最恼人的是第三次婚姻也还是未给他带来预期的幸福。这当然是因为他对生活和生命有着比常人更高的期待和追求，而严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不可能实现所造成的悲剧。

    政治上的压力，精神的孤独和苦闷，使先生常常借助于烟酒来解脱，岂不知失得其反，渐渐地，身体开支入不付出——最后染上了不治之症——肺癌。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前——1976年病逝。其时，我正在离家20里外的高中读书，没能赶上他的追悼会。今天，他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我也已是本省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的一名中年教师，这篇小文，就作为学生对恩师的祭奠吧！

（本文曾发表在2004年2月4日《师范生周报》上，《桐城文学》05年第4期转载，有改动。）

地宝

文中的程老师是一个才华出众，知识渊博，可敬又可亲的好老师，这样的老师值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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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几经周折回到国内，可在那样的时代，政治上很失意的。

南风醉

老师是永远值得尊重的！

浮生一梦

不管哪个时代，缺少的大多是理解和宽容，更缺少的是百乐和真正的有能力的领导。
故韩老先生说：“千里马常有，而百乐不常有。”此为千年实况，非为当时也。

风行水上

什么时候， 我也要写写我的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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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找回当年做学生的感觉来。

最初的铜子

这样的人才在那个年代 太可惜了。

一河星光

好老师未必要牺牲自己，就能为他人的生命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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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季，近几年来，多数成绩好的考生不愿报师范与医学，恐怕受流俗重立见速效的功利，轻理想与奉献的偏见有关。实际上，教师的职业，传道、授业、解惑，造福于千千万万个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是积德，是做大功德，是人世间最值得做、最应该做的事儿。荀子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矣”。一个人，通过毕生的努力，不懈的奋斗，从而超越凡俗而进入圣境，看君，能够成就如此伟业与大功德的事业，还不值得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