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史尚宽

千年一梦

如果将近代法律人物按照法学专业著作数量进行排序，史尚宽以其等身著作势必会位居前茅。他与其他一些高产者譬如梁启超不同，后者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国学功底，论述面广，法学方面的成就集中在法理与宪政这样一些问题上，近于“公共知识分子”，而史尚宽则在日欧学习法律十余年，所著均是以西方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部门法研究，他的研究涉及民法、劳动法、行政法、土地法和信托法等方面，每部著作动辄三五十万字，被誉为民法全书的代表作系列共计400余万字，涉及到民法从总论到分论的各个方面，这个成就迄今为止仍是空前绝后的，史尚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民法第一人。

正是基于此，虽然在立法院里有几十名立法委员，其中不乏党国元老，年仅28岁的史尚宽却绝对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参与了几乎所有民国主要法律的制定，也难怪史尚宽的叔叔史大化会对别人说，“中华民国的什么法都是史家的”。

史尚宽是桐城人，他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许多桐城人经常到南京来做生意，遇到纠纷就找史尚宽，史尚宽也是来者不拒，给老乡写个纸条，让他们拿着条子去找警察署，警察署自然不敢得罪这样一位名动中外的法学大家，常常给持纸条的人予以方便，久而久之，来找史尚宽办事的桐城老乡越来越多，后来史尚宽不堪重负，就直接印了一叠署有史尚宽名字的批条放在府上，只要有同乡人来拜托，就直接到门房领批条一张，史尚宽的批条就成了民国三十年代南京“桐城人”的保护伞。

有一次，桐城人叶芬被告侵吞公款，当地法院正在对其进行审理，在南京支持叶芬的人就找史尚宽，拿出一封以“桐城旅京同乡会”名义联署的呼吁函请他签名，史尚宽基于同乡之情未及细细掂量，就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还在名字后面注明“立法委员”四个字。这封信被寄给了安徽高等法院院长曾友豪，曾友豪却不小心放在公文中被人发现，于是当地有人一纸诉状，将曾友豪连同史尚宽告到了监察院。

在民国五权宪法中，监察院有对立法委员的弹劾权，但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权责不明，这项弹劾权倚仗于行政部门内部的自我惩戒，所以监察院一向被视作纸老虎。可巧，这件案子偏偏落到一个叫高友唐的监察委员手里。高友唐资历很深，追随过张之洞，和末代皇帝溥仪有交情，蒋介石曾请他作为密使与溥仪谈判。高友唐为官认真负责，不畏强权，揭发过多起高层人物的舞弊案。他查办此案后，要求国民政府对史尚宽予以处分，国民政府搁置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下文，高友唐非常生气，以监察委员身份发出质问:“政府因庇袒史尚宽一人，而使官吏藐法横行，益无顾忌，既非澄清吏治之道，又非廉洁政府之下所宜出此。”在高友唐执着地追查下，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最终认定史尚宽的行为是干涉诉讼，给了他申诚处分(略重于警告的行政惩戒)。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一时不慎，竟落下干涉诉讼这么个法律污点，史尚宽多半也只能后悔不迭吧。

民国三十六年，国民大会举行各地代表选举，国民党安排史尚宽回老家桐城选国大代表，史尚宽不像其他代表那样请客吃饭拉票，而是召集乡绅，以法学家的角度大谈国大代表的功能以及选举的责任，给桐城老乡上了一堂无趣的普法课，全无恭敬拜托之意，结果弄得当地乡绅很不以为然，差一点没有当上国大代表。

国民大会召开不久，国民党军事失利，败相已露。许多法律人开始思考去留问题，是留在大陆迎接新政府还是跟蒋介石去台湾延续“法统”。当时有人劝他，法学家对新政府还是有用的，只要依附新政府，生活应该无忧，没必要去台湾受苦。史尚宽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他说自己对面相之术有所研究，在重庆谈判时，他曾作为蒋介石的法律顾问与中共高层有过多次接触，史尚宽断定自己无法与新政府相处，若不逃走，必会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未留在大陆。无论面相之说是否属实，史尚宽赴台后也算是安享了晚年，寿愈古稀而终。(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本文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浮生一梦

认真拜读楼主所述，深为桐城史尚宽才情所服。
史尚宽重知识而轻政治，重乡情而轻浮名，
如今之日能有几人？

深渡

他是说我朝面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