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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一部描写中国清代宫廷内斗的《甄嬛传》,创下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收视记录。仅在上海本地,最高收视率破10%。
这部剧讲述了宫女甄嬛从进宫时一个天真善良的姑娘,在经历过宫廷的尔虞我诈之后,变成一个“腹黑女王”并成功上位的故事。整部剧充斥着权谋斗争,互相陷害,否定了友情、爱情、亲情等一切人类美好情感。宫女们出卖朋友,使朋友流产;为上位不惜抛弃曾经的爱人;为陷害他人甚至亲自杀死腹中胎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皇上的恩泽,使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样一部剧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兴趣?导演郑晓龙认为,《甄嬛传》在中国大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正确的”。(《京华时报》,2013年1月23日)因此,这部剧将在美国主流频道播出,被视作完成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使命。一些中国主流媒体如《南方日报》称:“不仅要依赖外国人对神秘国度的这种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如何像好莱坞一样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将是有世界眼光和远大抱负的中国电影人电视人所面临的终极命题。”(《南方日报》,2013年2月3日)
尽管中国主流媒体对《甄嬛传》在美国播出持肯定态度,但我认为,这部戏在美国不会受到太多认可,更不可能完成价值观输出。其原因是,它宣扬的是中国落后的、倒退的价值观,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效应也是负面的。它在中国的高收视率,并不能代表它具有普世意义。
《甄嬛传》的热播,是因为它与当今中国转型中人们的负面心态产生了共鸣。
首先,高收视率有其深厚的社会认同为基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关注对象以宣泄内心情感。《南方日报》称:“《甄嬛传》本身就是一个披着古装的外衣,展现职场伦理的剧。”中国网友称,《甄嬛传》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现实,无论是职场,还是情场方面。数据显示,中国80后离婚率超过30%,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男人找“小三”,更能表明中国人对《甄嬛传》情节的认同不是基于主观偏见。该剧中的皇权至上,滥用私刑,与当下中国政治腐败、职场各类潜规则横行、缺乏监管、正义得不到伸张有相似之处,其根源都是“人治”。人治的准绳是人心,这是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东西,几千年来关于人的系统研究都没有达成一致。以统治者人心为准绳的管理自然具有不确定性、排他性、神秘性,这势必导致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社会存在无力感,对人生、对社会的不确定感,无法享受当下的安宁,从而产生焦虑、恐惧、抱怨甚至仇恨。罗素说过:“恐惧是残忍的根源。”这种恐惧需要通过不断获取来的权力来暂时镇痛。《甄嬛传》又正好满足了中国人窥视获得权力诀窍的愿望。相比之下,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确定性、民众参与性、透明性。这就让人们处于一种身心相对安宁的生存状态,不用把过多精力用于研究人的问题,而用于做事。
可怕的是,《甄嬛传》的热播并不仅因为它反映中国当下现实,更是被当作一部励志剧被乐此不疲地模仿、奉为秘籍。因此它被大众起了《甄嬛升职记》的别名。一些以《甄嬛传》为蓝本的职场攻略应运而生——《看甄嬛如何上位》;新闻标题也借甄嬛的光——《亿万富豪要选“妃”,上千“甄嬛”博上位》;至于从《甄嬛传》中学习计谋指导“小三”、正室的“夺爱宝典”更是数不胜数。人们认同并模仿甄嬛最终变邪恶,反映出中国人倾向于适应不合理制度,而不是反抗不公。一些中国人虽然嘴上对现实不满,可是恐惧让他们只得去适应,因为现实意味着无法改变,反抗可能会带来报复。
所以,中国人表面表现出仇富、仇官,认为他们的上位手段阴险,钱财来路不明,但私下里又去学习他们的手段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样,这些曾经抱怨现实对他们不公的人们,在自己使用不正当手段时,就有了开脱——“甄嬛开始不坏,差点被人整死;后来变坏,才能生存”、“社会就这样,我也是不得以。”人们笑贫不笑娼,上位手段越是反人性,越被人们佩服其意志强大。这正是剧中甄嬛所走过的心路,她无底线地伤害自己、伤害同类,去换取皇上的恩宠,去屈从于皇权。似乎只要走上去,有了权,就没有反抗这个制度的必要。有些观众在看到甄嬛亲手杀死腹中胎儿去陷害皇后时,拍手叫绝,称其手段高明、果断,直呼过瘾。从而得出结论:“要想成功,别人坏,你就要比他们更坏。”他们从来不去指责那个坐拥三宫六院,主宰她们命运的皇帝。这与文革时为了向党表现忠诚而告发亲生父母的行为,并无二异。
《甄嬛传》在中国的热播只是当下中国的一阵风,它的艺术价值远不及中国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经典。它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我预言,《甄嬛传》在美国社会至多会引起亚裔一代移民的关注。至于那些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美国人,并不能接受这种落后价值观的输出,因为他们既达不到文化共鸣,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戏中的计谋。如果中国想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应该首先改善社会制度,让中国人自己先去相信不用“厚黑哲学”,而是通过勤奋、坚持不懈、正直,就可以达到成功。
中国那些流传下来并真正体现中华文明的经典作品,往往能够帮助人们树立信念,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人性的闪光。比如《梁祝》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爱情不惜与强权做斗争;比如《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为了与刘备的友谊,没有接受势力更大的曹操的收买。同样处于东亚文化下的韩国拍摄的《大长今》是成功输出文化的例子,同样是描写充满阴险毒辣争斗的宫廷,医女长今没有同流合污、人性没有扭曲,而是相信正直、善良可以获得成功。她忠于爱情、忠于友情,报答恩人,终成一代传奇,让人们看到人性的力量。另一部是日本的《阿信》,那个战争和地震都打不倒,经历了丈夫自杀、孩子横死仍然坚强的日本姑娘创造了日本的商业帝国,激励了文革后整整一代中国人从苦难中站起来。
中国应该通过展示人性之善和美的文艺作品去感动世界、走向世界,让世界向往中国,而不是通过一部戏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有生存空间,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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