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入狱养老记 - 中国周刊杂志

sansan

入狱养老记
               << 中国周刊>>2012年第7期

http://www.chinaweekly.cn/


四年前，湖南农村老人付达信为了养老，故意抢劫被捕。在如愿度过一年半“牢”有所养的美好时光后，养老问题，再次现实地摆在他面前。

73岁的付达信坐在只铺了一张席子的硬床板上，弯曲起一条腿。眼睛微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监狱里的生活。“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如果还能让他一天抽上几支烟，这就是他对“好生活”的全部想象。

2008年9月，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

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

“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付达信光着脚走到柜子前，他想找一件相对体面的衣服。在两个干瘪的行李包里摸索了一会儿，付达信无功而返地坐回床边。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付达信说：“我不想减刑。”

抢劫

在灵官镇敬老院，付达信是个“见过世面”的老人。他去过北京，还在年三十儿的晚上吃过甜酒冲鸡蛋。这样的待遇其他老人想都不敢想。尽管村里人告诉他不要讲抢劫入狱的事，付达信还是经常讲给敬老院的老人听。

这一次，付达信站起身，和身边的一个老人模拟起当初抢劫的场景。“她背着包，我从旁边扯她的包，包还挂在她胳膊上，我就拿出了刀，让她喊抢劫。”

“刀多长？”敬老院的老人明知故问。

“不长嘞。”付达信用双手比划着刀的大小。“我削苹果的嘛。”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没有办法，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一步。”这句话让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

2008年9月8日下午，北京站广场人流熙攘。身无分文的付达信又感觉到胃里饿得一阵阵痉挛。用手擦了把汗，他终于下定决心——抢劫。

摸了摸兜里的水果刀，付达信焦灼地寻找着抢劫目标。远处，一个警察在买矿泉水。“去抢警察，他就可以把我直接带进监狱。”可他的如意算盘没打成，年纪大腿脚慢，付达信还没走到跟前，警察已经转身离开了。

售票处，二十多个人在排队买票。其中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手里举着300块钱，眼睛盯着售票窗口一步步往前移动着。付达信觉得机会来了。他凑过去，用力一抻，扯下了100元钱。妇女回头一看，只见瘦小枯干的付达信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攥着缺了一个角的百元钞票。付达信拿出一把小水果刀，笑着对她说：“你喊抢劫。”

“神经病!”中年妇女认为碰上了病人，自认倒霉嘟囔着转身继续排队。

“我当时这个气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来了不就行了嘛。”付达信说。

付达信决定要抢个拿包的。在北京站广场西侧的花坛边，一个背双肩包的女大学生引起了付达信的注意。“把包给我。”付达信跟在女大学生身后喊了几声，对方都没有理睬。付达信只能小跑几步赶到跟前，拉扯女大学生的背包。背在后边的双肩背包被拉得滑落在手臂上。女学生抓着自己的包不放，付达信也使劲往怀里拉。争抢了一会儿，付达信体力不支渐渐落了下风。

他再次拿出小水果刀，让女孩儿喊抢劫。这次，女大学生喊来了警察。付达信心满意足地笑了。

经鉴定，仅被抢的一个挎包就价值几千元，包里还有其他物品，被抢物品共价值9000多元。付达信不管包里是现金还是卫生纸，他只希望办案民警把自己的罪行写得严重些，“希望能够多判几年”。

2008年11月24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定，付达信的抢劫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犯罪未遂。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处6000元罚金。付达信没交那笔罚金，“我哪有钱”。

“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不止一次有人问付达信，为什么要抢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付达信说，自己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付达信是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村的农民。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个“秀才”。1957年高小毕业后，他考上了县里的林业中学，当时这个学校是免费的，上午读书，下午劳动。但是只上了一年，学校停办了，付达信回到了村里。当时正好赶上招工，付达信的户口还在学校没有转回来，于是错过了招工，最后只好在家务农。


因为家里穷，付达信一辈子都没有娶过亲。年轻的时候，在云南放过6年的鸭子，鸭子被人毒死了，他开始常年在广西、广东打工。

年纪大了，付达信再也干不动活，只能回到村里。三十多年前修建的泥砖房已经塌了半边，村民经常看到付达信蹲在田埂上，米饭泡上凉水，便是一餐。近年因为年岁大了，干不动田里的活，付达信将村里分给他的八分地退了回去，也由此走上了“食不果腹”的艰难道路。前两年付达信身体还好，可以干些活，收入刚刚够养活自己。近些年他得了病，再加上岁数大了，挣的钱很少。入狱前，付达信已经两年没有吃上肉了。
为了养活自己，付达信在附近批发一些烤烟、干鱼和虾子，一个扁担、两个筐，挑到集市上去卖。年纪大腿脚慢，付达信总是落在同去的村民后面。平均下来，每天可以挣两三元钱。要是卖不掉，还要亏了成本。

原先付达信家还通电，后来村里给各家安装了电表，付达信拿不出600元装电表的钱，他家再也没有通电，晚上黑乎乎的，没有急事根本不点蜡烛。“那东西太贵，比吃饭还贵。”付达信说。

由于生活太艰难，2003年付达信找到县民政办反映情况，才知道自己是五保户，可以拿到补助。

在祁东县，像付达信这样的“五保”老人（即指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有一万人。九成以上都在村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

付达信生病后没有钱去医院治，只有躺在床上挨着。村里人说：“再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干枯的壳了。”

付达信找过村里、镇里，甚至市政府，但都没有钱给他。因为国家在五保老人的医疗，尤其大病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从2003年起，他领到了一年300元的补助，到2007年涨到了600元。付达信说，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们这里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2008年8月，已经69岁的付达信在同乡的带领下到广西柳州收废品。人生地不熟，付达信骑着三轮车转了三天，没有收到一点废品。他也发觉自己骑不动三轮车了。无奈，付达信回了祁东县。实在活不下去，付达信想起自己在捡来的报纸上看过的一则新闻：一个病人为了治病，犯罪入狱，监狱竟然给他看病。想想自己，“死都不怕了，还怕进监狱吗？”付达信决定到北京抢劫。一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二来也想反映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

付达信用捡破烂的钱买了一张去河南郑州的火车票。到了当地继续捡破烂，有钱就买票，没钱便逃票，辗转到天津，又到了北京，整整用了十天的时间。

抢劫后，付达信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监狱。

“牢”有所养

和其他人不同，付达信进了看守所便喜上眉梢。见到馒头，付达信更是欢喜得不得了。“馒头，我最喜欢吃了。”付达信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做过胃部手术，付达信的胃肠一直不好。馒头可以综合他过多的胃酸，让他舒坦许多。

看守所里的犯人很少见到这么能吃的老头。他什么都吃，并且绝不浪费。别人吃不完的饭菜，付达信也会一一代劳。三个月，付达信胖了10斤。

在看守所呆了三个半月，付达信被转到天河监狱。这里是送服刑人员回地方监狱的中转站。付达信发现这里的生活更好了。不仅天天有馒头吃，老年人每天早晨还有一个鸡蛋。

在监狱里，付达信两年来，第一次吃到了肉。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生怕把肉片很快吃完。付达信把肉放在嘴里反复咀嚼，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被同囚的狱友笑话了好半天。

三个半月后，付达信被转回到湖南省长沙监狱服刑。监狱发给他夏服、春秋服、冬装各两件，鞋子两双。被子发了两床，一床铺，一床盖。不仅有被套床单，夏天还有席子发。热水瓶、桶子、杯子一应俱全。

付达信觉得长沙监狱吃得更好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不仅馒头管够，午饭的时候还会有西红柿炒鸡蛋、海带炖排骨、玉米炖排骨。开水是统一供应，不限量。年三十儿晚上过了12点，监狱还会给犯人送来甜酒冲鸡蛋。

每年600元的五保户补助依然在发放。村里的会计把钱邮寄给付达信，他还偶尔在监狱里买些面条来当做早餐。

在监狱里，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需要劳动的。付达信每天早晨6点30起床，洗漱、整理内务，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吃过早餐，别人出工后，付达信便回到监舍内休息。长沙监狱里有花园、篮球场，放风的时候付达信可以随便溜达。“只要不出了四面高墙电网的大院子就行。”付达信说。

闲来无事付达信就看书看报，背唐诗，写字。有时候跟狱友下下棋，每天都要收看新闻联播。付达信在监狱做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脑血管硬化、骨质增生、双肾结石、前列腺炎。”和以前生病硬扛着不同，付达信在监狱生病，中午和晚上都会有人来看望。每天均有医生来巡诊，有急病随时到狱内医院就诊，病得重了还会有专人来照顾。付达信前列腺炎发作，监狱里的医院看不好，还由四个警察陪同着去监狱外面的社会医院诊治。“他们扶着我，从来都没跟我说大话（大声呵斥）。”

在监狱里，付达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些，再慢些。但是，好景不长，付达信被减刑了。

提起减刑，付达信满脸的不高兴。“上过报纸、上过照片的犯人都会被减刑半年。”付达信不接受减刑，减刑要写悔过书，付达信不肯写。“我敢作敢当，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最终，其他犯人为付达信代写了悔过书，付达信提前半年出狱。“吃了睡，睡了吃。除了吃饭就是看病。不干活，监狱也不愿意要你。”

付达信拿起一支烟卷，嗅了嗅说：“我以前在监狱里，别人请我抽10块钱一包的香烟。现在1.8元一包的，还不一定能抽上。”

敬老院的生活

2010年3月7日，村里为付达信的侄儿出了500元路费，将付达信从长沙监狱接了出来。没有耽搁，付达信被送到了灵官镇敬老院。这是2009年新落成的敬老院。砖混结构四合院式，有两栋共32间住房，工作人员三名。过了两天，灵官镇民政办的彭主任便来看望了付达信。因为“入狱养老”的事情，当地的民政部门颇为紧张。

入狱前，付达信并没有住在敬老院。村长付发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付达信住进敬老院，村里需要每年给他缴纳600斤口粮。因为付达信没有把房屋抵押给村里，才迟迟没有住进敬老院。

在农村，五保供养的主要责任人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可在日益空心的农村，集体没有足够的钱供养贫困老人。在祁东县，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进敬老院。“要不是进了监狱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还住不进敬老院。”付达信说。

然而，付达信对敬老院还是非常不满意。在他看来，这座养老院只是一座空壳，根本比不上监狱。

出狱三天后，付达信就发现了敬老院的问题：二楼的平台高于房间，下雨便往房间里灌。房间的墙上裂了一条条口子，食堂后面的水泥平台已经全部塌陷。一年600元的补助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每月300元的伙食费，算下来一天10块钱。说是伙食费，其实一个月的所有开销都在这里面。付达信因为胃肠不好，早晨要自己煮面条、还要偶尔抽包烟。这些钱扣除后，付达信只能少去食堂吃几顿。

自来水爆裂已经多天，负责煮饭的工作人员懒得去挑水，便花钱雇佣敬老院的老人去担水。“一桶水两元钱，这些钱也是从伙食费里出。”老人们为了零花钱争先恐后地去挑水。

付达信刚住进来的时候是两人间。最近，对床的老头瘫了，拉屎拉尿实在太臭，付达信只能搬了出来。敬老院没有负责卫生的工作人员。付达信说，去年一个叫胡建国的老人病死在房间里。

中午将近，一位下肢瘫痪的老人拄着两个板凳缓慢地挪向饭堂。付达信坐在老人的条凳上试图攀谈几句。“烦得很！”老人向付达信吼起来。付达信讪讪：“能活着就不错了，谁也管不了谁。”


敬老院的棋牌室里放了一口棺材，是院里的其他老人备下的。棋牌桌上布满了灰尘，蜘蛛正在一台严重损坏的电视机上专心地织网。付达信说，院里本来两台电视机，坏了一台，大家就只能凑在一起看电视。他保持着监狱里的习惯，坚持看新闻联播。除了了解国家大事，还可以收听到春节国家民政部和中央财政给全国五保户发补助的消息。每次他都拿着本子记下来，比如：“2010年，中央发给全国五保户每人100元红包钱；2011年中央补助全国五保户物价差价8个月；2011年，全国五保户每人200元慰问金；2012年2月4日，中央为全国五保户每人补助200元。”

“我只是想发些补助，买面条吃。”付达信拎起桌上仅剩的半扎面条。

付达信怀念监狱，可他已经73岁了，他实在没有把握，还有没有体力，回到那个“安乐窝”。

sansan

封面故事 ->94岁的“赡养人”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id=6134

好像回到了70多年前，妈妈照顾着女儿。

    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街头，李秀英和侯昌凤以特殊的方式养老。母亲年龄虽大，但还有劳动能力，每日去捡瓶子卖钱，女儿因为患病只能依靠母亲的照顾。

    户籍制度的僵硬、低覆盖的养老保障、贫困人群的无力，让这个个例故事，看起来不那么特殊。

“桃姐”和女儿

    33岁的李秀英从安徽无为县来到北京，是在1951年。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成为了一户干部家庭的保姆。

    她先后带大了雇主家的四个孩子。李秀英说，那时，没有牛奶，没有糖，也没有饼干，六个月后就得喂饭，带孩子比较辛苦，可自己很快乐。

    1964年，李秀英跟随雇主一家，搬到了现在的住处，与王府井大街仅仅隔着一个通道。

    保姆的身份，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李秀英与雇主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桃姐”。

    香港电影《桃姐》，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最终为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养老送终的故事。

    和“桃姐”类似的是，李秀英的晚年也近乎老无所依。

    李秀英老伴儿死得早，她也不愿意再嫁人。除了女儿侯昌凤，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小时候手裂了口子，李秀英买来硫黄霉素，可儿子一顿就把药都吃了，头发烧光，胃也烧焦了，“得胃癌死了。”

    当年一手带大的雇主家的孩子，成了李秀英的“赡养人”。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通过努力，给李秀英落了户口，就落在她住的房子上，还给她办了社保。

    90岁时，一次上楼收废品时，李秀英摔断了腿。她医保所在的医院不收，“岁数太大，接不了，治不好。”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女儿”帮她找医院，打听哪个医院接骨头接得好。后来，“大女儿”送李秀英去了北大第六医院，做了手术，住了70天，花了7万块钱。出院后，“大女儿”还给李秀英买了一个碳钢的行走辅助支架，方便走路。

    “对我这个腿，很上心，”李秀英摸着打有钢板、钉有四根钉子的右腿，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舒展开，笑了，“医生说，我开刀的时候，她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和母亲的“幸福”相比，女儿侯昌凤可谓“老无所依”。

    30年前，侯昌凤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投奔母亲。

    侯昌凤有四个女儿，一个大儿子，按照传统“多子多福”的说法，她的养老应该无忧，可是她却没人养。

    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侯昌凤几乎是一身的病。儿子还注销了她的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低保，意味着失去了年老后的保障。侯昌凤成了“黑人”。

    在侯昌凤的描述里，儿子骆成福不孝顺，还阻拦其他几个女儿养她。

    侯昌凤后悔把儿子宠坏。她说，儿子小时候淘气，常挨丈夫的打，她便拼命护着；儿子受伤，她更是磕头烧香求神灵庇护，“但没想到他却注销了我的户口。”

    手有残疾没法工作的侯昌凤，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她只有投奔母亲。“我心里一点都不想着户口，我是个残废，”侯昌凤话里带着哭腔，“我不想给国家添麻烦。”

    李秀英每天在王府井大街拾荒，再加上70岁后享受的低保，可以养活娘俩，攒钱给女儿治病。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生活平静地好像合情合理。

自食其力

    5月12日，母亲节前一天，一组名为“那些年，感动过我们的妈妈”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李秀英的照片，被放在第一张。

    白色帽子，蓝色褂子，竖杠条纹围裙，右手蓝绿色手套，左手灰色手套，挽起的袖子，露出一段像松树皮干裂的手臂，行走支架的左边，挂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塑料袋子，这样一个李秀英，站在王府井大街道中间，在周围富丽堂皇的商铺和灯光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

    “感动，好想去看她们，看到老人，想到我天堂里的外婆，泪流满面。”一位网友说。

    其实，这只是李秀英无数“拾荒”夜晚中的一个。

    每天傍晚，李秀英都要扶着行走辅助支架，出来捡瓶子和纸盒。她的腿脚不方便，半个小时才能走100米。每走一步，她都抓住支架，一走一拖，身后像拖着一个“大尾巴”一样。

    慢慢的，周围的商户、小卖部的老板和环卫工人，都认识了李秀英。大家看她可怜，都把废品给她留着，等她上门来取。

    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户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没人管，也只能帮她攒几个瓶子。”李秀英年纪大，动作慢，抢不过别人。每捡一个瓶子，她都要俯下身子，弓着腰，头几乎探进垃圾箱里。

    有一次，她在街上看到两个捡瓶子的为一个瓶子吵吵起来，她说，别为一个瓶子打架啊，就拿出一个瓶子给了其中一人。

    其实，李秀英捡瓶子，一个月最多也卖不到100块钱。前几天，收废品的人告诉她，现在瓶子一个8分了。李秀英听了，有些失望，“降了2分钱啊。”

    女儿侯昌凤的手有残疾，不能拎重物，不能帮母亲一起出去捡瓶子。她只能到商户那里，把一些轻便的废纸盒装在一个箱子里，用绳子拖回去。

    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她用干瘦的手给女儿揉揉变形的手，一脸的心疼。

    这是一间不到7平米的屋子，屋里开着灯，可就跟没开一样。左边有张上下床，床边摆着一张木桌子，墙壁发黄，有的地方墙皮还掉了下来，弥散着一股霉味儿。整个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25寸的电视机，还是别人送的。

    李秀英和侯昌凤的很多衣服，也是别人送的。“好心人多。”李秀英说。

    那组图片以及后来媒体的报道所引发的众多关注，为母女俩带来了更多的好心人。他们来到王府井大街，找到李秀英和侯昌凤，有的帮她们捡瓶子，有的则直接给她们钱。

    面对绝大多数好心人，李秀英选择了“拒绝”。比如，别人要进屋里来看看，她们死活不让进。

    周围的一些人慢慢理解李秀英的苦心，“她真的是想自食其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女儿。”而一个人，李秀英没有办法“拒绝”。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

    6月6日上午，王府井菜厂胡同，在一扇门牌号为“甲3”的朱漆木门前，骆成福按下了门铃。

    木门另一侧，他的母亲侯昌凤正在清扫地面上的垃圾。

    骆成福是前一天晚上，搭乘火车从合肥赶到北京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银桥镇派出所谭警官和村委会叶主任。

    谭警官介绍说，无为县公安局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李秀英“拾荒养活74岁生病女儿”的报道后，得知侯昌凤至今没有户口，民警查阅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档案，找到了侯昌凤的个人信息，当时其登记的名字还是“侯常凤”。

    “无为县公安局局长亲自批示，决定‘特事特办’，让民警来京为侯昌凤补办户口。”谭警官说。

    听到门铃声，侯昌凤快步走上前去开门。木门打开的一瞬间，两人同时愣住了。

    “妈，我是你的儿子啊，来看你了。”

    侯昌凤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提着扫帚，似乎没听到这句话，只是愣在那儿，簸箕里的纸屑滑到地上。

    “你不是我的儿子吗？你怎么来了？”半晌，侯昌凤开口说道。她不再说话，转身放下手中的活儿，带着儿子一行几人进了屋。

    听到外孙来了，李秀英开心地喊起了骆成福的乳名，“宝宝啊，你可胖了，冷不丁认不出来了。”

    在李秀英的记忆里，骆成福“不怎么做事”，来过自己这里却从来不买什么东西，她看外孙可怜，给过他1000块钱，可外孙再来要，她就拒绝了。

    “我和他说，对面就是派出所，你去问他们，他说我给你，我就是要饭也给你，后来就不来了。”李秀英说。

    可现在，李秀英把香蕉塞到骆成福手里，看着外孙吃。

    她仰起头，端详着，“宝宝啊，你的头发怎么还白了？”“你和你妈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鼻梁比你妈好看。”“可你眼皮怎么是肿的？”

    与李秀英的热乎儿不同，一旁的侯昌凤别过头去，故意避开儿子的目光，一句话也不说。

    骆成福也觉得委屈。23岁时，他当兵时受了伤，在北京做手术，母亲侯昌凤从老家赶来照顾他，可侯昌凤手有残疾，做事不太利索，骆成福就经常对母亲发火，“让她很伤心。”

    伤心了的侯昌凤直到丈夫去世，才回了安徽老家一趟，后来又来了北京，就再也没有回去。骆成福承认是自己让母亲没了户口，“为了逃避人头税。”

    他说，1999年后，农村户口由镇政府管理变为由乡镇派出所统一管理，需要个人上报家庭成员信息，当时他家境贫困，母亲又长期住在北京，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没将母亲侯昌凤的信息上报。

    骆成福不会想到，仅仅为了少缴一份人头税，便让母亲陷入十多年的“黑户”阴影里。

    村委会主任为侯昌凤拍了照片，谭警官又让她在户口补办询问记录上按了手印。走完这些程序，侯昌凤就能找回户口了。

    有了户口，侯昌凤只要每年交50元钱，就可以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生病在北京住院，也可以回安徽老家报销。此外，她还可以享受农村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60元的补助。

    骆成福想接外婆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老，可遭到了两人的拒绝。“我不回去，你妈也要在这里陪我呢。”李秀英说。

    明堂村村委主任叶斌也想借机撮合母子团圆，劝侯昌凤回老家养老。侯昌凤同样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要和我妈在一起，”侯昌凤坚定地说，“妈妈死了，我也跟着死了。”

    知足

    类似这样的话，一直存在于这对母女的生活中：“我死了，你怎么办？”“一块死，活着没有意思。”

    5月26日，清晨，李秀英和侯昌凤起得很早。她们俩要从王府井赶去昌平一家中医院做体检。医院负责人看到新闻后，希望免费为母女俩做次体检。

    这是刘秀英和侯昌凤10年来第一次“出远门”。前一天晚上，侯昌凤特意洗了头，李秀英则脱掉平日拾荒的行头，换上了一顶干净的白布帽子。

    每做完一项检查，李秀英都作揖感谢医生和志愿者，还不时向外张望，放心不下女儿。

    检查结果出来，李秀英的血糖有点高，心脏供血也不好，可肝脾胰脏肾功能都很好。可女儿侯昌凤的情况却很糟糕，检查时她几度昏厥，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告诉李秀英，侯昌凤的心跳过慢，随时有猝死的可能，一定不能情绪激动，要少运动。对于现在的生活，李秀英很知足。她说自己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原来把咸菜汤倒进锅里，当盐，现在好多了。”

    旁边一家安保公司，每天会给李秀英和侯昌凤送来饭菜，“干净的，剩下的。”母女俩吃不了，就把饭菜倒在一个桶里，放在门口，给附近的流浪者吃。

    母女俩还养了八只流浪猫，三只大猫，五只小猫。

    院子拆了怎么办？李秀英一点儿也不担心，反而笑了：“我有户口，落在这个房子上，房子一拆，我就发了！”

    母女俩居住的这间小屋，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旁边。

    指着对面的新东安商场，李秀英笑着说：“就是这个商场，开张的时候我还拿到了遮阳补助费呢，其实院子里阳光一点也不少，这大门口早上也有太阳。”

    以李秀英的条件，她可以去养老院，可她不愿意去。“我进去了，女儿怎么办？她没（北京）户口，进不去。”

    每天，李秀英还是出去捡瓶子，生活仍然像过去十多年一样，几乎没有改变。

   

sansan

封面故事 ->未完成的养老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id=6131

一个30岁的中国人，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

    究其原因，自然包括了中国养老政策的不确定性。

    比如刚刚热议的延迟退休，实行不实行，目前尚无定论。但估计做些功课的人，明白中国养老基金状况的人，多会做出结论：如现状不改变，养老基金亏空难填，延迟退休恐难避免。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了养老机构的稀缺。

    公办的、理想的养老院永远供不应求，而且他们不招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何去何从，还将是个问题。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未来人们家庭的构成。

    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自有其局限性，可也有其合理性。面对不确定性时，血缘是人们最后的依靠。然而，在长期铁板一块的人口政策下，“儿子”愈少，“老子”愈多。两拳难敌四手，血缘与家庭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老的拖累。

    各种原因的合力，让养老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是不需太多思量。

    养老金——那时不叫养老金，叫退休金——自然照例由“公家”发放。公家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那时只有国企），它们当时并无太大差别，当然也会千秋万载地存在下去。

    在企业办社会、政府大一统的年代，养老似乎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

    那时候，养老是一个已完成的命题。

    可事实证明，企业会破产，政府办养老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开始接纳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共济、分担风险，一个巨大的转向开始发生，而这转向竟一直没有完成。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的父亲，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更为简单。

    在遥远的过去，养老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它取决于自己年轻时积累财富的能力，取决于儿女是否孝顺，取决于自己的身体是否硬朗。

    从这个角度，政府大包大揽办养老虽然被证明无法施行，但至少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养老不应该局限为个人问题，应该有公共政策、公共财力的支持。

    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别，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意识到依靠个人的养老，终究是一种低水平的养老，人们发明一系列办法，从资金、医疗到养老机构，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养老意识的变迁，即从依靠个人到依靠公共；以近30年来看，对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渐转换为一种合理的方式。

    这种转变一直保持着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自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政策的摇摆和无力。

    当然也有客观的挑战，比如在刚刚推行社会保险时，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大量退休人员，他们在与社会保险的对接困难重重。“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种种现在看起来奇特的政策，不过是在交历史的欠账。

    往事不可追，而现实也总有争议处。

    比如，公务员过于优越的养老政策，让本就紧张的养老基金背负更重的压力，且使公共政策变得不那么公平。比如，国家财政对公办养老机构投入的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的偏差。

    一个30岁中国人的孩子，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他从父亲那获得了这样的经验：要依靠自己。

    当养老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时，人们不免会掉头回去，把养老问题，重新依赖个人。依赖个人在年轻时赚到更多钱，保持好身体的健康——可这两者本就是矛盾的。更严重的是，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依赖还有可能性，而对整体而言，这种依赖全无可能。

    这种后退无异于在充满自动化设施的社会中茹毛饮血。

    在这组封面报道中，我们讲述了诸多养老在“未完成”状态下的故事，它们有些显得不可思议，而又确实发生。

    结束养老的“未完成”状态，制定一系列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打破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或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为了老人，甚至为了孩子，最紧迫的任务了。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