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汗在辽东推行的弊政及宁远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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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乙丑大屠杀

    尽管金国汗、贝勒野蛮镇压武装起义，追拿逃亡的阿哈和尼堪，大肆捕杀“无谷之人”，但仍然无济于事，仅据《满文老档》的记载，5年之内（1621-1626年），比较大的起义与逃亡，就多达数十次。发生过反金行动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山由岩、暖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金国大多数辖区。辽民的反抗更加坚决，到天命十年（1625年），已经出现了震惊统治者的严重局面，努尔哈赤不得不特下急令，在汗宫门前专门设置报警锣板，规定报警信号。《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六五载：
        （五月初三日）汗曰：夜间有事来报，若系军务急讯，则击云板；若系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铜锣；若系喜事，则打鼓。
    说完之后，“汗之门置云板、铜锣和鼓”。
    《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报警信号规定的原因说：“时因粮荒，叛逃甚多，乱。”
    所谓军务急讯，并不是明军来攻，当时明朝几遭惨败，危机四伏，根本无力派兵收复辽沈失地，而辽民反金斗争的蓬勃开展，即所谓“叛逃甚多，乱”，才是汗谕所说的军务急讯。可见，辽民的斗争，已经打乱了金国统治秩序，没法安宁，无力平定，形成了“乱”的严重局面，在金国最高统治者的门前，竟要赶紧设立报警装置，统治者已经睡不安枕了。
    面临如此局势，努尔哈赤本应清醒一下头脑，冷静反省，革除弊政，放松一点压迫，以收买人心，缓和矛盾，这才是解决难题的惟一办法。可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被辽民反金斗争气昏了头，大发雷霆，调遣八旗军队，在金国辖区内大规模地屠杀反金人员。
    天命十年十月初四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历数汉民不忠，叛逃不止，命令八旗贝勒、大臣，带领兵士，分路前往，屠杀反金官民。他谕告群臣说：
          我等常豢养尼堪，而尼堪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甄别屯中之尼堪。常言道，豹色好辨，人心难测。唯恐尔等听信奸巧之言，当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生员、大臣等人，此等之人，皆另行甄别正法（原注：正法即杀之）。为我等建城池、纳官赋之人，则建拖克索以养之。无妻挚独身之人，及应加豢养之人，则养之，赐以妻、衣、    牛、驴、粮谷，命编拖克索。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拒不从命者，亦予正法。自八贝勒之包衣拖克索之尼堪起，凡入女真家中之人，皆捕之，照例甄别。女真中之怪人、讨厌之人、顽固者，若说家中无有，或不知，而隐匿不举者，则罪之。明时非千总今经我委任为千总之人，一向居住沈阳，其父母家族皆来投者，则免之。家虽住沈阳，但未携父母，未带妻室，只以外妾假充居住之名者，不准居住。素未居住，因九月以来耀州、海州之消息，使其惊恐而来    沈阳之人，不准居住，照例甄别之。为恐在甄别时如以前一样，贿银而免之，故对沈阳、抚顺、开原、铁岭所属之人，比他处之人从宽甄别之。自广宁迁来之人，亦按抚顺、沈阳之人从宽甄别之。
    在屠杀反金汉民时，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还颁行了指责辽民的告示。这道告示说：
        我等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宅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虽如此恩养，竟成不足，（古河、复州等地叛逃不绝）……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女真而去，以及备办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国所遣之奸细，接受札付，备办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以前之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充役之人，知道什么？无    非为尔等之恶，受牵连而被杀耳。总之，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向明国，故杀尔等外乡之为首之人者，即为是也。小人筑城，奸细难容，即使逃亡，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
    诸贝勒对众汉官训诫说：“众汉官，著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而使尔等脸面无光。”
    八旗大臣遵奉汗谕，“分路前往，下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十三丁、牛七头编为一庄。”
    《满文老档》编写者在记述此情后，又写道：“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后为天聪汗惜而止之，察所余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余名，各配以男丁二人，免役赋。”
    虽然努尔哈赤文过饰非，巧言诡辩，力图将过失推与辽东汉民，声称系因辽民忘了不杀之恩，叛逃不绝，而大开杀戒，但诡辩终究掩盖不了事实，这次屠杀是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无人道的疯狂大屠杀。生员要杀；原为明国官员今为闲散者要杀；虽任千总但未久住沈阳者，或其父母妻子未同住沈阳者，也要甄别，其命难保；不该豢养者，要杀；“拒不从命者”，要杀。这样一来，就很难分清该杀不该杀的界限了，不管是官是民，只要领兵的贝勒、大臣不顺眼，认为你要叛逃，就杀，不需要什么证据。真是，杀，杀，杀，逢人便砍，见人就杀，搞得辽东天昏地暗，十室九空，也使得辽东以外其他明国辖地的汉人，闻之“肝胆俱丧”，切齿痛恨。
    这次大屠杀究竟杀了多少人，清朝官书没有记述，但从生员之例，可以有些了解。明朝的科举学校制度规定：“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国学，即京师的国子监，又称太学。郡县之学为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大体上，府学有生员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在郡县地方，4卫以上，有军生80人。辽东是都司制，设卫而不设州县，辽东25卫中，有14所学校，即一个都司学和13个卫学。到了天启元年，即金军人驻辽东之时，辽东地区的生员，少说也有几千人，很可能有一二万人，但是经过屠杀后，除了早已逃入关内得以保全性命的生员外，辽阔的辽东地区，只剩下300余名生员，可见其杀人之多，诛戮之惨。
    迷信武力的金国汗努尔哈赤和八旗贝勒，满以为经过这次大屠杀和编丁立庄，就可以把辽东汉民吓住，控制住，不再叛逃了，就可以安心地大举攻明，席卷全辽了，可是，事与愿违，辽东军民更加厌恶金国统治，“叛逃不止”，没有多久，强迫编隶拖克索的尼堪阿哈竟“逃亡殆尽”，连相当多的汉官都动摇了，也反对这样不分官民见人就杀的野蛮罪行，暗和明国秘密联系，待机反正，金国的统治更加不稳，也影响到一年以后的宁远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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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宁远之败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大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大军（6-8万）从沈阳出发，进攻明国。十六日到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明国锦州、右屯卫、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八城参将周守廉等官各率军民火焚房谷逃走。金军“如人无人之境”。二十三日，金军抵达宁远城郊，在离城5里处安营扎寨。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进入宁远城，劝诱守将投降说：“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话虽不多，分量很重，既胁以20万大军攻城必克，又诱以高官崇爵，守将自会俯首求降吧。不料宁前道袁崇焕答复说：“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修治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二十万，虚也，吾约有十三万，亦不以尔为寡也。”
    袁崇焕的话也不多，但却针锋相对，极有威力。一则明确指出，金国没有理由侵略明国，突然发兵进攻，二则郑重表示，宁、锦二城是金汗原来放弃之地，我已修治，自当死守。三则指出金汗说谎，捏报兵数，明明没有20万人马，却偏要夸大其词。四则明言，你军虽无20万，估计也有13万，不少了。虽然话句就此打住，未往下再说，但言下之意是，你这么多军队，我不在乎，我不畏惧。
    袁崇焕又命家人罗立等人，燃放西洋大炮，轰打城北金军大营，“一炮歼虏数百”。
    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拒绝投降，并炮攻大营，便将大营移到城西，命令军士备攻城器具，于次日攻城。
    第二天，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炮、箭俱用，万矢齐发，“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嵋”，“奋力攻打”。明军“锐炮迭发”，“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打伤金兵众多。
    金兵起初是集中攻打城西南角，参将左辅领兵坚守，参将祖大寿率兵支援，金兵力攻不下，死伤累累，又移攻南面。金兵冒死猛攻，在西洋大炮不能轰及的“门角两台间薄弱地方，拼命挖凿城墙，凿开高二丈多的地方三四处，势甚危急。明军赶忙大发火器，“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袁崇焕“又选健丁五十名缝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城下贼尸堆积”。
    第二日，正月二十五日，金兵再次猛攻。明军于城上放炮，“炮过处，打死北骑无数”。金兵畏惧炮火，畏缩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伤亡更加惨重，“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晚上，“又攻一夜”，而攻城器械俱被明军夺取，“攻具焚弃，丧失殆尽”。
    正月二十六日，金军仍然将城围住，但一靠近城，即被西洋炮击杀。金军打不下去了，“贼计无施”，只好撤走。努尔哈赤乃派武纳格率八旗蒙古，再加兵八百，往击觉华岛，破守岛明军，焚船二千余只及粮草千余堆。
    正月二十七日，金兵回师。二月初九日努尔哈赤回到沈阳，著名的宁远之战，以金败明胜而结束。
    对于这次战役，朝鲜李星龄记述比较详细，现摘录如下：
        我国译官韩缓，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诸于使臣，带入其镇，缓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诸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缓等谈古论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缓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碟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碟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碟碟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意患而毙云。

    胜负之因，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亲征明国，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攻宁远，不克，二十六日破觉华岛，二十七日撤兵，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
    努尔哈赤自25岁以遗甲13副遗甲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余年，一向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所向披靡，从未受挫，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不足2万的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小小宁远孤城？竟大败而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为此而苦苦思索。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冷静分析，回顾历史，观察战况，便能得出正确答案。
    决定这次明胜金败结局的因素，固然很多，有客观的原因，有对方的实力，有偶然性的因素，还有主观的条件。
    就敌我双方情形比较而言，这次努尔哈赤碰到的对手宁前道袁崇焕，乍一看来，不过是一位名声不显、官阶不高的区区道员，比起萨尔浒之战的明辽东经略杨镐，沈阳、辽阳之战的明经略袁应泰，广宁之役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以及现在的辽东经略高第，在这几位二品大臣和所向无敌的老汗努尔哈赤面前，袁崇焕只能是如他自己谦称的“小子”，官阶不高，人马很少，孤城一座。就此而言，这个对手是最好对付的了，不需大汗去亲征，不须费多大力气，无需调动整个八旗劲旅，只要派四大贝勒之一，率两三位小贝勒及几员战将，带上两个旗的万余军队，就可将其擒获阶下了。如果真是这样想，并以此为依据调派兵马，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在袁崇焕死守孤城方针的指导下，宁远城的文臣武将，末弃小卒，士农工商，无不同仇敌汽，全力以赴，拼死抗敌，使孤城宁远成为金城汤池，坚不可摧。大战之后，明兵部复议宁远之功的奏疏，对宁远的守城情形作了如下的叙述：
        正月十八日，奴贼率众渡河，左辅、肖异、邓茂林、陈兆兰等俱从右屯等处收回。二十一日，城外收聚毕。时城中士卒不满二万。总兵满桂、副将左辅、参将祖大寿，皆习见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大寿遂登塞门之议，诸将朱梅、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而何可纲按剑决之。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彭簪古率勍兵挽而登之。尽焚城外民舍积当。令同知程维楧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徐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鸠办物料。诸生守巷口。有一人乱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满桂提督全城，而以东南首冲，身任之，左辅分西面，祖大奉分南面，朱梅分北面。盖二十二日，而城中部署定。
    二十三日，贼薄城矣，先下营西北，远可五里。大炮在城上，本道家人罗立素习其法，先装放之，杀贼数十人，贼遂移营而西。
    二十四日，马、步、车、牌、勾、梯、炮、箭一拥而至，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城上锐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其至城，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然止小炮也，不能远及。故门两角两台之间，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毯、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损。城下贼尸堆积。
    次日，又战，如昨攻打，至未申时，贼无一敢近城，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砖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是夜，又攻一夜，而攻具器械，俱被我兵夺而拾之，且割得首级如昨。
    二十六日，仍将城围定，每近，则西洋炮击之。贼计无施，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舍民房俱被焚。次日，贼引去。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载：崇焕拒绝经略高第撤宁远城的命令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金兵抵达宁远时，“崇焕闻，即偕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大寿、守备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崇焕又“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守将杨麒，将士逃至者悉斩，人心始定”。
    根据以上记载和朝鲜李星龄的叙述，结合有关文献，我认为，袁崇焕指挥明军的宁远之战，与8年来历次明金战争相比较，在守城御敌的战略、战术、士气、民心等方面，创造了“七新”，即七个新颖奇特的不同之处。这第一新就是军民同心，誓死守城。从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取抚顺起，中经萨尔浒大战，开原、铁岭之战，沈阳、辽阳之战，平阳桥之战，到广宁之失，在任何一次交战中，明军以及当地士农工商，都没有做到齐心协力，奋抗金军，不是将帅逃遁，怯战畏缩，就是士无斗志，动辄奔溃，百姓也是望风逃走。而这次宁远之战，主持者宁前道袁崇焕，刺血为书，誓死守城，满桂等将领“誓死守”，“将士咸请效死”，文官金启徐等亦拼死抗敌，生员、百姓同仇敌汽，文官、武将、士卒、百姓无一逃者。这就为守住宁远，打败金军，奠定了基础，而袁崇焕的以身作则，首倡誓死守城，对形成军民同心抵抗强敌的巨大波涛，起了主导的核心作用。
    第二新是凭城死守，坚壁清野。八旗铁骑飞驰似电，万箭齐射，锐不可挡，凡是野战，明军必败。可是，弓矢再厉，也射不透大砖巨石，铁骑再快，也冲不垮宽厚城墙，如果凭城死守，猛放枪炮，就发挥了明军之长，制住了金军铁骑劲弓的厉害。因此诸将明确了不可“与奴兵争锋”，只可“死守”，遂定下了“塞门”闭城死守方略，坚壁清野。这在以往交战中，又是从未这样做过的。
    第三新是以炮卫城，以城护炮。明军配备有大量火炮火器，仅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元年（1618-1621年）的三年多，就发往广宁天威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四将军、五将军1134位，还有灭虏炮等炮1万余位，以及鸟铣、四眼枪等枪铣近两万杆。不久，又从澳门输入西洋大炮30门，其中11门安放在宁远城外。西洋大炮威力特强，射程可达S里以外，毙敌数十数百人。过去，明军将枪炮安置于城外之阵前，交战时，八旗铁骑飞驰而至，很快就冲垮明军营阵，炮火起的作用不大。这次，王喇嘛建议将大炮挪入城内，放在城内四角的方形敌台上。金军来时，西洋大炮和其他炮猛烈轰放，打死打伤很多金兵，发挥了强大作用。
    第四新是既无逃兵，又无奸细。以往明军的失败，尤其是城池的陷落，常常都与兵将逃亡、奸细作乱有关系，现在，严肃军纪，严禁擅自行动和逃跑，违令者斩，又层层布置，严密控制，兵民高度警惕，仔细察诘奸细，这样一来，兵将不逃，奸细不敢作乱，做到了没有逃兵，没有奸细，这又是宁远之战与历次战争中不同的新颖之处。
    第五新是临机应变，屡创新招。当部分金兵拼死奔跑，来到城下之时，大炮不能轰击。他们拼命挖凿城墙，凿开高二丈多的缺口三四处。城墙一共才有三丈三尺高。如果金兵凿的缺口更高更大，城墙就要垮了，金军就可冲进城内。形势十分危急之时，通判金启徐急中生智，创造了将火药洒在被褥、被单上卷成一捆的方法，百姓踊跃献上被单被褥，制造了大量裹有火药的一捆一捆的被褥被单，投下城去，再扔下点燃的火箭，顿时，火势飞腾丈余，烧死烧伤很多金兵，剩下金兵不敢凿城，逃回营去，明军得以趁机赶快补好缺口。袁崇焕又缒下50名勇士，“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之”。
    第六新是以少胜多，重创敌军。宁远城守兵不到两万，并且有将近一半的兵士是从其他城堡匆忙撤退来的，面对屡败明兵的无敌金军，强弱悬殊，众寡分明，士气怎能旺盛，民心亦难安定，然而，在袁崇焕誓守孤城且领导有方，断了后路，严禁逃亡，满桂等将领勇抗强敌精神的鼓舞下，军民也由怯转勇，斗志高扬，奋击敌军，从而保住了宁远，击退了强敌，重创金军。对于这次进攻宁远的伤亡情形，《满洲实录》卷八载称：“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兵五百。”乍一看来，打个大仗，才死亡两员中低级将官和500兵士，算不了什么，可是，一则，拿它和萨尔浒之战相比。在那次与10万明军的激烈交战中，共斩杀明军四五万，八旗军才死亡兵士200人，而此次却死了500人，倍于当年，足见其伤亡不少。再则，与明国文献记述的情形相比。《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六十八、七十载;正月二十四日攻城之时，城上火器打死打伤很多金军，“城下贼尸堆积”，次日又战，“贼死伤视前日更多”。“前后伤虏数千”，“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可见，金军的确是伤亡惨重。
    第七新是首次获胜，前所未有。从八旗军与明军开战以来，八九年的时间，明军每战必败，望风溃逃，从来没有一仗打胜过，这次宁远之战，竟第一次打败了无敌金军。明内阁首辅顾秉谦等奏述宁远之胜说：“臣等伏思，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人大利，小人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尘奔北，则闻风先逃，不能以一矢加遗，以中国之全力，而屈于一隅之丑虏……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
    这七个“新”，既是宁远之胜的制敌法宝，也是今后对付金军保住封疆的必胜武器。
    由此可见，袁崇焕领导之下将士官民坚守的宁远城，是任何敌军统帅攻不破的金城汤池。这是努尔哈赤这次进攻失利的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努尔哈赤之所以在宁远之战遭到了重大损失，其根本因素还是他自己在军国大政上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三大错误。第一，残酷压迫汉民。尽管他也曾大讲特讲“恩养尼堪”，但是，从天命三年下抚顺之时起，他就实行了赤裸裸的歧视汉民、压迫汉民的政策，即强迫辽民“剃发”降顺，辽民必须剃发，改从女真发式。天命六年三月进人辽沈以后，因为辽民反抗金国汗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叛逃不绝”和武装反抗，努尔哈赤大动肝火，屠复州，捕杀“无谷之人”，天命十年十月又进行全国甄别大屠杀，残酷之极，愚蠢之极，丧尽了民心。第二，怀疑、排斥汉官，歧视汉官，敌视生员，连“抚顺额附”李永芳这样效忠金汗的降将，都要怀疑，都要罢官，兔死狐悲，汉官怎不寒心，怎敢直言，怎愿献策？第三，专横独断，连兴大狱，内争迭起，疑案纷纷，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的八旗贝勒来说，四大贝勒中，代善的太子之废，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莽古尔泰的生母被休，阿敏与其弟斋桑古的隔阂，四位大贝勒皆受到汗父（汗伯父）不同程度的训斥和处分。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分别受罚挨训。纠纷之多，争夺之剧，搞得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八旗高级官将，如息尔汉、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  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不敢直谏，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了，使得他不知下情，难辨是非，越弄越糟，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移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高涨，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条件，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打败明军！
    并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国的军民。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他在宣布屠杀辽民的汗谕中，对汉人讲道：“尔等在我等不防备之时，尚且如斯杀女真，准备棍棒，那么，当我等行围出兵之后，尔等能安静否？”这个英明汗，此时也太不英明了，他竟想用大屠杀来安定后方，这能办到吗？如此血腥杀戮，必然招致汉民极端痛恨，为什么一听金兵进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逃，不愿留下充当顺民？为什么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像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而死，像50健丁不怕危险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军战车，击毙掘城敌兵，像武举人金世麒，以迎父丧出关，闻听金军攻打觉华岛，立即“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殉国。这一切，固然是决定于他们不畏强暴誓死救国的高尚精神，但与金国汗的滥肆杀戮，也不能说是毫无关系。直到6年以后，固守大凌河的明国官将兵民，虽然粮尽力竭，外援断绝，仍因努尔哈赤的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亦不免于死”，而“肝胆俱丧”，“人皆畏缩”，不敢投降。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犯了重大错误。屡败明兵，攻城略地，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除镇压起义以外，“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抱残守缺，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毯，努尔哈赤轻敌了，思想僵化了，战术陈旧了。而袁崇焕却总结经验教训，发挥所长，克己所短，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突，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铁骑的刀戈弓矢，实行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兵的金军。双方军事统帅指挥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重要因素。
    不管是什么原因，但结论都是一个，无敌君汗努尔哈赤被区区道员袁崇焕打败了，并且败得很惨，丢尽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