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与儒家的贪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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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他不是一个人
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警方遣返回国。这个潜逃十二年走私犯终于被抓了回来。赖昌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大经济犯罪分子，赖昌星是一个传奇，赖昌星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

赖昌星是福建晋江人，小学都没有毕业，年纪很小时就走上社会，挣钱谋生。生存对他来说肯定是艰难的，他像中国千千万万下层的打工仔一样，一定经历了许多世态炎凉。福建晋江那一带做生意的很多，他们靠近海边，祖上就流行闯南洋之类的，所以可以说思想比较先进，胆子大。而赖昌星特别善于在中国做生意，因为他找准了中国人做生意的命脉，那就是政府关系。

在中国，你没有政府关系，你的生意就没法子做，你就是摆个小摊卖臭豆腐，也要学会先给城管送上几包烟。而赖昌星就是打通政府关系的高手。在他眼里，没有攻不下的官员，只有不努力的奸商。通过金钱、女色的手段，赖昌星腐蚀拉拢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官员，大搞走私活动，从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通过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植物油45万多吨、香烟300多万箱、汽车3588辆，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赖昌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指挥领导的走私集团，犯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都是史无前例的。

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贪污文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个小人物，为什么能呼风唤雨，最后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然后又成功脱逃，隐居加拿大？这里面实在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我们觉得赖昌星之所以能成功，取决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我们是个儒教国家，赖昌星的成功，是因为他成功地利用了中国特色的儒家贪污文化。

说起儒家文化，很多人只记得它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却很少有人想到，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贪污文化，而赖昌星这种人存在的社会思想基础，就是儒家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儒家是宣扬“性本善”的
阻碍了对腐败的有力监督
在儒家看来，人性是本善的，只要加强道德修养，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既然人性是本善的，那么对官员来说，就只需要多教育他们，让他们加强道德修养，保有自己的一份善心，就可以了。至于监督，那是不需要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搞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三权分立？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既然人性是恶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坏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每一个人都要给以监督，对方官位越大，我们监督得就越紧。而在我们国家，所谓“为政以德”“有德者居其位”，表面听上去很好，但是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居其位者有德”了，只要你坐上了那个官位，就证明你有这个“德”，你官位越大，对你的“德”评价就越高，对你监督就越放松。如果你当了皇帝，你杀人放火，奸淫自己的儿媳妇都是值得歌颂的了。对官员只有政治学习，而没有必要的监督，这就给赖昌星的出现提供了可乘之机。你天天讲“八荣八耻”，却没有一个机构能制止他们的贪污腐败，最后崇高的道德教育就只能成为一种讽刺。


第二、从儒家传统来说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经济利益
孔夫子曾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子罕》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在这里，孔夫子明确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待善价而沽的生意人了，这和后来人们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一回事。孔夫子周游列国，动机也没有多么的高尚，无非也就是要当官发财。“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卷四十九）孔夫子爱钱，卫灵公也是明白人，他直接就问清楚了孔夫子的价码，这样大家都高兴。所以你从孔夫子一些表现上，很明白地知道孔夫子做官也是要钱的，亏本的买卖，“为人民服务”，孔夫子是不会去做的。儒家传统上就是很注重金钱的，“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个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俗谚也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没有形而下的物质追求，儒家诸人是不会去讲什么“道”的。这样看来，用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当上官以后，成为蝇营狗苟的贪官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当贪官，还会有几个人去读儒家的那几本乱七八糟的书呢？这个情况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祝贺的人都是恭维他将来升官发财，从来就没有听说有谁要祝这个孩子将来做一个大清官的，这也是读书做官就是为了发财的一个证明。在中国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是很大的，我们的官员一方面是“八荣八耻”，另一方面是利欲熏心，这些官员做官就想着发财，而要发财，就要搞权力寻租，就正好需要赖昌星这样的人才。

第三、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宗法社会的基础上的
更注重血缘亲情，而不在意社会公义
孔夫子明确地反对平等的爱，主张爱有“差等”，你和他血缘关系近一点，他就更爱你一点。孔夫子有个学生称颂一个仁者，在街头救助陌生人，孔夫子就反问：“他的亲戚朋友全都救助完了吗？”意思是人应该先帮助自己身边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是熟悉的人，至于别的不认识的人，管不了那么多。孟子说过一句话，“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明确赞成执政者出于家族利益的目的，给自己的亲人谋取个人利益。舜有一个坏透了的、“至不仁”的弟弟，名字叫象，舜当了帝王，就“封之有庳”，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而孟子对此明确地表示了赞赏。在亲情面前，孟子对他一向提倡的“尊贤使能”、“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主张就再也不提了。另外，孟子还说：“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也就是说有什么好事，首先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儒家提倡的爱是有差等的，他们对自己的亲人理所当然要更爱一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他说，西洋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则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根据别人与自己关系的远近来处理问题。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想不腐败都困难。

我们有许多官员，他们自己可能确实是艰苦朴素的，可是一旦家族中有人要来请他帮忙，他就什么原则都忘了。推而广之，虽然不是一个家族，但是如果曾有一些深厚的关系，也可以为对方帮忙。在中国讲的就是关系，只要有关系，什么样的事他们都能干得出来。而赖昌星最大的本事就是拉关系，只要是在中国，没有他打不通的关系。当然，关系最后的价码还是钱，有了钱，就不怕没有关系。宋江在江湖上为什么能呼风唤雨？你注意一下就知道，宋江只要一出场，就是撒银子，不撒银子，谁会认你当老大！赖昌星舍得花钱，所以他才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第四、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
“轻利重义”思想成为政府官员低薪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反过来强化了官员贪污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儒家学说是一个以道德为标榜的思想体系，但是儒家信徒们本身又是贪财的，所以这就造成了它的内在矛盾性。它一个方面是利欲熏心的，另一个方面又有着不切实际的极端化的道德要求。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朝历代它都会树立几个道德上的标兵，做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但是这种榜样总是清廉到变态的程度，是绝大多数官员们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的。因为“廉洁”有正义性话语权，所以官员们对此还不能有任何异议，所有的人都必须口头上赞同“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说法。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中，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整个官僚阶层总是有意把薪俸降到极低的程度，甚至到了无法凭薪俸活命的地步。

几千年来，在以德治国的高调之下，政府官员的工资一直都非常低。东汉时期，宰相每月收入为大米28.5石(约为3060斤)；最小的官员，每月只有1.9石(约204斤)。北魏初期，官员没有俸禄。明朝的宰相，月俸不足20两银子。清朝四品官月俸大米24石(约2576斤)，五品官月俸16石(约1717斤)，而七品县令的月俸，仅7石(约751斤)。一个县令，月俸只有7石大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充其量能养活七个人。古代官府里一切开支都要由官员自己来支付。这么点俸禄仅仅养活自己家里的人都很困难，而在官府里还要雇用衙役，还要有管家、侍女、马夫、厨子，加上官场上的迎来送往，靠七石米的官饷，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所以在儒家的道德高调之下，你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清官，那么你常常会连饭都吃不饱。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要自己种菜，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居然就成了当时的一条新闻。海瑞最后官至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但是因为清廉，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凑不齐。

当然，真正能做到海瑞这样清廉的政府官员也不是没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只靠喝喝儒家道德的“西北风”就可以清廉下去的官员绝对不会很多。这就像是走钢丝，我们知道确实有人是能走过这根钢丝的，但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能通过修炼，达到走钢丝的水平。那么，怎么办呢？在唱完了高调以后，就是捞钱了，就是贪污了。拿晚清来说，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国家发放的官员薪俸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但是全国官员有据可查的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这是人人有份的集体贪污腐败行为，这在官场上是公开的秘密，连皇帝都知道得很清楚。可以说，你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你就必须贪污。林则徐大家都知道吧，已经是少见的一个大清官了。他写对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可是他在当官的时候，对于官场的陋规，一样照收不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陕西巡抚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据张集馨记载，他就是按时给林则徐送陋规的，哪怕荒年也照送不误。

这种情况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强调“八荣八耻”，所以官员的工资一直不高，官员要只凭那点工资，只能沦为社会上的贫下中农。所以，在中国，贪污腐败就成了大多数官员的唯一选择。

赖昌星为什么能拖那么一大帮官员下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官员的工资相对较低。很多屁民一听说要给官员加工资就生气，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要想找到最好的仆人，不出一个好价也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财政支出太大，不是因为官员工资高，而是因为官员太多，养了一大批废物，他们什么事也不干，另外就是三公消费太大，把钱糟蹋了。我们今天的官员裁掉五分之四，我们的政府机关也一样运作，裁掉那些废物，节省下来的工资就可以给做事的官员加工资了。三公消费，吃喝玩乐，花了那么多钱，一个个官员的身体还搞坏了，大部分官员自己其实也不喜欢这样。这些钱只要拿一部分来养廉，这个国家的公仆就会很开心了。但是我们目前情况就很坏，一方面是养了许多废物，浪费许多金钱，另一方面，官员们工资又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制止腐败的蔓延就很困难。

第五、儒家文化对国家利益并不是特别看重
偷国家的不叫偷，叫能耐
儒家文化是家族文化，它是可以为家族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人对只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少恶感。你不管到哪里买东西，他都要问你：“开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便宜一点”。其实就是偷了国家的税款。但是大家对此司空见惯，非常淡定。偷逃税款，在外国是一个非常丢人的行为，和小偷一样被人看不起，可是在中国，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行为。

偷国家的钱，不丢人，所以大家对赖昌星也没有恶感，赖昌星在社会上就会如鱼得水。有个民间故事，说是有个大户人家给老太太做寿，有人来写对联，上句是“儿孙个个都是贼”，结果一家人大怒，正欲发作，下句写出来是“偷得蟠桃献寿星”，结果这家人又大喜起来。偷蟠桃，也是偷，但是因为偷的层次比较高，偷的是宇宙共和国的国家财产，所以就变成了中国人眼中的一种高贵的行为了。在中国，你偷国家的，那不叫偷，那叫本事。中国上上下下的官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想办法偷国家财产。而且从社会氛围上说，通过偷国家财产致富，对这个人的声誉也没有影响。你看看周围就知道，所有的官员，在社会上都是众人羡慕的对像，其实他们为什么被大家羡慕，就是因为他们有能耐盗窃国家财产，而我们盗窃不上。

另外，国家企业对行业的垄断，也增加了人们对赖昌星的好感。赖昌星确实是偷了国家的钱，但是，国家的这些钱本来也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国家收了太多的钱，也没有用在小民身上，所以国家的钱被赖昌星偷了，小民们也并不是很生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赖昌星搞走私甚至对小民们还有好处，当赖昌星在厦门忙乎的时候，我们的成品油只有二块多钱，现在都涨到八块多了。中国的国企搞垄断，他想卖你多少钱就卖你多少钱，国际油价上涨，他上涨，国际油价下跌，他却不跌。有这样的石油国企存在，就难怪许多小民要怀念赖昌星的时代了。要真研究起来，赖昌星只能算小偷，中石油、中石化，才是真正的大盗。都是盗贼，你只抓赖昌星，你叫小民们如何能恨得起来呢？另外赖昌星还乐善好施，这一点又比中石油、中石化高尚得多，让小民们恨他又增加了难度。

以上五点，只是我们简单地对儒家腐败文化的一个分析，挂一漏万，其实儒家思想里面还有许多腐败因素，这里就不多说了。赖昌星之所以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其实正是我们传统儒家文化造成的恶果。

几千年来国人还是那副德行
逮了赖昌星，还有后来人
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必然会产生腐败。这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不改变，我们这个腐败就没法子改变的。赖昌星其实是一个中国式励志故事的主人公，他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一个大多数中国人羡慕的能人，他成功地利用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年，红顶商人胡雪岩很时髦，我也翻了翻历史书，最后发现，所谓的成功商人，不过是清政府的一个高级管家而已，中国传统的成功商人，靠的从来不是什么商业能力，靠的是政治手腕。前两年，有个胖女人，天天在电视台里讲孔夫子，还在全国引发了一阵热潮，有些人天真的以为，多读读孔夫子的书，中国就有救了。我只有苦笑而已。

也有人说，中国社会的腐败与儒家无关，只与马列主义有关。这是错的。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并不长，而且也没有深入人心，在中国，看过马列原著的人极少，有系统的马列思想的人也极少，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也都承认自己看过的马列著作不多。中国的一切其实都与它的传统有关。只有儒家思想才是真正深入人心、制约和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思想。像赖昌星这种人，小学都没毕业，他不可能了解什么马列主义，他的行为方式，其实就是儒家传统贪污文化的那一套。

结束语
不从根子上批判儒家文化，中国的乱象就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无心一阵风

好贴。。。

芒果

不从根子上批判儒家文化，中国的乱象就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虽然到了点子。。 别说根本上批判了，帝都广场上的孔子雕塑抽了作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低调做人

儒家文化中人是分三6九等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保护利益集团。。这样的文化以经害了中国几千年了，但是因为他是保护利益集团的文化，所以利益集团都很愿意接受儒家文化，而掌握国家权利的就是这些集团，中国从汉代开始推行儒家文化到现在，这么长的历史时间中所有朝代都推行儒家文化，但没有一个朝代兴胜超过五十年的。。秦朝推行的法家文化比儒家文化更有利与国家和百姓，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制。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也就跟现在的欧美法制一样了。。

低调做人

法家是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的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一个学派，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作为维护社会运转的基本规范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管仲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国语·齐语》），推行法制。子产铸刑鼎，使民知所守。战国时魏相李悝首著《法经》，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奠定了法家的基础。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晋书·刑法志》）。商鞅相秦孝公变法改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２３３思想与科学·更法》）。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全面推行法制建设。规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慎到在推行法制时，注重君主之“势”即权威在法治中的作用，强调中央集权。申不害则注重“术”的运用，着重阐述君主驭臣之术。韩非子对法家学说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强调法、势、术三者相结合，君主居极尊至重之势，行法施术，以治百官民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同上）。主张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在哲学上，法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一般具有较为客观的态度，并坚持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承认天命的主宰。他们还坚持以自然属性为人性，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其法治理论提供哲学依据。法家学说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现实政治有重大影响。主要代表著作有《商君书》、《韩非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