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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网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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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4 13: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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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拜周总理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其先为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先辈于元代迁徙至绍兴。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周恩来怀揣济世理想,写下《大江歌罢》诗,表达寻求救国道路的决心:“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9年春,得知南开设大学部,便返回天津,入南开大学文科。不久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遇到越籍法共负责人胡志明,听他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翌年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1924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部副主任(后为主任),并兼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他根据法俄革命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首创革命**工作。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早期黄埔生,也都属于周恩来的学生,后来见面还都以“周主任”、“周老师”相称并执弟子礼。1927年4月,配合北伐军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同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兼**书记,7月,开始负责中央的领导工作,8月,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至1931年,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顾顺章叛变后,转移到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长征途中,于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拥护领导中共全党,此后几十年间一直自愿辅佐。会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张、杨软禁的蒋介石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副部长,长期在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陪同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开展和平建国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1946年11 月回延安后,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伴随转战陕北,并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周恩来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中共五届中央**局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恩来从青少年起就追求真理,鄙视富贵享乐。他在南开大学时才华出众,南开创办人严修认为他有宰相之才,曾请校长张伯苓为自己的女儿提亲;为他当辩护律师的刘崇佑也看中了周恩来的才能,想给其介绍自己的侄女;周恩来都婉拒了,因为他不想日后人生道路受人支配。周恩来参加学生运动入狱半年,出狱不久准备赴法求学,严修、刘崇佑两位没做成的老丈人雪中送炭,资助周恩来出国。张若名是周恩来的学妹,才貌双全,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和她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因而二人双双被捕入狱,后来两人又一起留学法国。原本二人是天仙绝配,但是周恩来坚定要做职业革命家,可是她嫉恶如仇,无法委曲于党的某些荒谬方针;她家庭出身富裕,党性受到其他党员怀疑;她才高气盛,使周恩来疲于争论。最终周恩来与张若名分手,选择了邓颖超为革命伴侣。
后来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要职,国民党一个月发给几百银元的工资,他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其余全部交党费,自己身无余财。三十年代初,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中后起的王明为保安全,花钱租下疗养院一层楼以防外人进入,而劳苦功高的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岳母三人只租一个小亭子间。1937年,周恩来从山西去石家庄会见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只坐三等车(相当于硬座),使迎接者在软卧车厢旁久等空劳。卫立煌对中共高级领导如此廉洁由衷敬佩,曾秘密提出加入共产党。建国后,周总理所到之处,干部们都知道他从不收礼,也无人敢送礼。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平房年久破旧,却以国家仍贫困为理由坚持不许装修。一次记者来采访时遇到下雨,看见秘书正拿旧脸盆在漏处接水,对一国总理竟住这样的地方感到难以置信。
周恩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鞠躬尽瘁。四十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1949年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恩来,也引此典故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文革期间,周总理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结识的越南革命者胡志明1968年到北京时,向他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总理回答:“我做不到。”其实他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症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十八小时以上。
周恩来少年时接受中国传统美德教育,青年时又走向东洋和西欧,因此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后来人称“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有人情味的人”。曾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周恩来甘当副手,不仅是出于谦逊,同时也是气质使然。他与在革命斗争和治国中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的协力。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熟悉二人性格的美国记者斯诺就评价说:“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对此感到厌烦。”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则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尽力保护科技人员和民主人士。1966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十六条》)时,周恩来和陶铸商议后,在原稿中加写了一些限制性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等。为了保护钱学森等国防尖端科学家和工程科技人员,并让他们在文革期间放手工作,突破防科技技术难关,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批准几百人应保护的名单,并提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特别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他说:“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
周总理逝世后很久,人民群众还是深深怀念敬爱的总理。周总理逝世之时,联合国总部为他降半旗致哀,原来规定只有一国的国家元首逝世才可能降半旗,而周恩来只是一个国家总理。因此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陆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则降半旗的感人故事。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逝世,联合国都没降半旗,这次却为中国的国家总理降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厦前,质问联合国总部:“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三: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它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数不过来,可是周恩来没有一分私人存款。二、中国人口众多,各地美女如云,可是周恩来始终都只有一个妻子,而且他没有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哪怕一份权势。三、周恩来作为一个国家最高**之一,死后他的骨灰却没有留下,而是根据遗愿撒向江河大地,但是他的人民始终爱戴他。如果你们国家的**能做到上面任何一条,总部照样给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各国外交官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但是周总理逝世之际,四人帮还在兴风作浪。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患肝癌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而四人帮一伙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不准人民集会悼念。1976年3月,南京大学师生率先发起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史称“三?二九南京事件”。该活动震撼全国,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时近清明时节,又是祭祖悼故的时候,从3月底开始,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自发集合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纪念诗词,抒发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暗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出现了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4月4日是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冲破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一位青年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当晚四人帮一伙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性质的反扑”,“是**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4月5日,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他们发现献的花圈被收走,听说还有人被抓时,异常气愤,于是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公安bu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和几辆汽车在混乱中受到损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群众和民兵、警察都有受伤的。晚上,北京市委出动军队镇压“四五运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殴打还留在广场的群众,并逮捕了一些人。4月6日,中共**局将“四五运动”定性为“**暴乱”。4月7日,表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事件”,并认为邓小平是幕后主谋,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人帮粉碎之后,掌权的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不久,二十四岁的青年工人庄辛辛向当时尚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以**罪被捕,9月判刑十五年。判刑没几天,四人帮就完蛋了,然而12月31日,他申诉要求平反释放,居然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拒绝。四个多月后,“四五运动”一周年,他写了第二份申诉书,接着又连续写了三份申诉书,用有力的事实揭批四人帮,批驳了法院的荒谬批复。广州市许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给庄辛辛平反,震动了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庄辛辛才重获自由。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时发表评论说: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镇压革命群众的又一罪证,无产阶级报纸镇压革命群众,是党报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当天,新华社将《人民日报》的评论和庄辛辛的事迹转发国内外,之后各地报纸大幅报道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革命事迹。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 “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随后,各地中共省委纷纷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各自省区内的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全国多种报刊纷纷发表有关“四五运动”的通讯、回忆和评论文章,1978年12月,声讨“四人帮”的战斗呐喊,《天安门诗抄》出版了。1976年清明节期间,各地人民冲破重重障碍,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这些诗词或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或朗诵于天安门广场上,尽管这些天安门诗歌遭到查禁,人民群众仍然冒着危险传抄这些诗歌,其中“童怀周”小组作了很多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就是根据他们编印的《天安门诗文选》选编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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