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政策极其后果

甓社湖

社会制度僵化是苏联失败的原因，民族自治政策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传统观点混淆了苏联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概念。把苏联失败的原因当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失败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解体，这个解体的国家必定在其它方面存在致命缺陷，而政治经济的失败则为国家解体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契机。苏联从实行民族自治政策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要解体的命运，只不过要一个事件来触发它。其实道理很简单，民族自治使一国内的各“民族”永远泾渭分明，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并且，民族自治政策使个人以“自己民族”归属作为争取自己各种权利利益的外壳，斗争使国家的认同瓦解。“民族”与“民族自决权”密可不分。民族自治使“民族”高度政治化，使“民族”成为一个政治集团，同时民族自治使“民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政治集团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后必然会走向政治独立，拿起“民族自决权”的武器。民族自治为“民族独立”提供了现成的“领土”、“政府”、“人民”、“民族群体”、“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自治区是“民族独立国家”的准备式。

    苏联的民族政策是所谓“民族自治”政策。这一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源于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国家”理念，同时，它赋予了“民族自决权”以最为宽泛的解释：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要在这一领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以最大限度解释的民族自决权，人们根本无法在多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可能像近代以来的欧洲一样，形成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因此，当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从造反党变为执政党，狂热地想要在多民族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时，在实际上的政治操作上，决不可能允许各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苏联的版图中分离出去。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它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立起以民族为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乃至退出苏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诸如“党的一元化统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和“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而形成的依存关系”这些强有力的“绑带”，从外部将这些以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它们非但不可能脱离苏联，而且必须宣称自己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留在苏联之内的。在苏联的全盛时期，因为这些“绑带”的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被捆绑得如此紧密，以致于苏联共产党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自愿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在苏联早已解体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不难发现，苏共当时的这种自信，是一种多么自大和可笑的政治错觉。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美国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可称之为“熔炉”政策，其含义是：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个体，完全无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绝对相同的政治权利。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国家是建基在它和每个公民之间关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政治契约──宪法之上，而基本政治权利又是基于超验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存在的法理关系，与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差异毫无关系；在文化层面上，则让所有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很显然，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在最危险的，因为它必须要垄断暴力的政治领域，通过塑造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起一个建筑在人们的自觉认同基础上的统一和均质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则保持着多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族群。在精神上，个体可以将自我看作是耶和华的子民、安拉的信徒或者灵魂不断转世的佛教徒，但是，在世俗世界里，在政治上，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同质的公民认同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同时认同别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权利。

    这种政策所以叫做“熔炉”政策，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共和国具有包容和融合异质的族群的巨大的能力。这“熔炉”里面的熔剂，就是上述的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异质的族群，可以自由地保持自身的个性，但是，它想要融入这个国家的前提是，它的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这一政治文化，因此，假如一个族群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与上述公民文化相抵触的东西，它就必须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来适应这一公民文化。而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以带有自身个性的方式融入“熔炉”中，和其它族群和谐相处。

    比较苏美这二种不同的民族政策的，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的民族，通过培育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地融合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个民族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而苏联的所谓民族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群都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种认同高度地政治化。在一党专政的外部“绑带”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压，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同体都纷纷宣称“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族，而只有到这种外部的捆绑完全松懈，人们才会发现少数民族在外部强制状态下所表的忠心，和其内在的真实愿望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最后只能分崩离析了事。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美国族群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像是一杯鸡尾酒。为数众多的族群混杂在一起，即使肤色、语言、传统习俗各不相同，甚至难以融合在一起，但是不能突破国家的限制。如果不喜欢，断章取义地借用一句话就是：“大西洋的门永远为你敞开，你可以回欧洲去。”

　　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同属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后者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成员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对民族国家来说，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国家认同则可以进一步促进族群认同，但是族群认同具有民族上的排斥性，而国家认同则具有超越族群的包容性，因此二者并不总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对一些少数族群来说尤其如此，民族分离主义即是二者发生冲突的极端状况。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并不存在类似于欧洲建立在地域、血缘、历史和文化等基础之上的民族。曾参加过1787年制宪会议的美国副总统杰里曾说过：“我们既不是同一个民族，也不是不同的民族。”据统计，美国存在的大小族群达1500多个，但如此众多的族群却并没有导致美国的分崩离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感恩节当天，即使和那段历史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族裔也会萌发对“五月花号”的想象。在美国，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似乎十分和谐。

　　没有民族政策，但国家认同构建渗透到各个方面

　　作为一个族群众多的移民国家，美国在族群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上是相对成功的。上世纪20年代“泛非洲主义”如火如荼。牙买加黑人领袖加维曾经组织颇有影响的“返回非洲”运动，动员美国黑人回到自己的起源地，甚至组织船只运送美国黑人返回非洲，但是该运动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响应。鲁道夫·费希尔在小说中驳斥了该运动的荒谬：“回到非洲去！我就呆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回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彼得·塞林斯在《美国式同化》一书中总结了美国族群同化的强有力之处，即：包含在美国宪法中的自由和普世理念；市场资本主义中对经济成就的无差别认可；高密度的组织生活，包括政府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慈善的等；在社会范围内对现代性和进步的持续迷恋。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类型的族群整合理论都是学者分析总结的成果，而不是官方刻意推行的政策。除了带有补偿历史欠账意义的美国印第安人法，在美国几乎不存在专门针对少数族群的特殊政策。实际上，在处理族群和国家认同的矛盾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所谓去政治化指的是美国政府并不直接介入族裔问题，而是通过帮助和支持各种社会组织，以间接的方式来扶助外来移民尽快适应美国文化。因此美国把各种民族问题限定在了市民社会领域。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民族成分的内容，政府在人口普查时并不问及“民族”，也并不要求每一个受调查者必须选择一种民族血统。在美国突出的是“公民”身份而不是民族。即使对一些弱势族裔提供援助，也是通过民间组织来完成，以使他们觉得是作为美国公民而不是少数族裔才获得厚待，因而严格来说，美国并没有民族政策。

　　国家认同构建在美国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各个族群可以任意发展具有本民族特征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团体，但是任何族群试图在一定地域上建立自治性组织都是被严加禁止的。美国的国家认同构建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在移民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宣誓效忠美利坚，总统选举本身就是一个激发公民国家认同的仪式。美国的族群认同就像鸡尾酒，可能是混合的，也可能是层次分明的，而美国的国家认同就如同鸡尾酒杯，它框定了族群认同的界限，即无论族群在里面如何搅拌都不能超越国家范畴。这样一种处理族群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方式使得美国尽管存在各式各样的族群冲突，却很少出现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

大怪兽

资本主义国家好

alleylay

社会主义好啊！社会主义好啊！

蛰龙

zhishifalvshangbujiaqufeneryi只是法律上不加区分而已，种族意识和种族歧视还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