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花钱买刑”背后的社会隐忧

竹笑山人

作者：王随学
报道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则法院在判决时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理。这一做法曾被通俗地理解是‘花钱买刑’”、“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多少钱？这一问题长期并无明确统一标准。如今，这一状况有望改观。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透露，最高法将就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标准作出指导意见，现在正在审批过程中”。（据《法制日报》）
那么，以上所说内容，亦即由媒体概括的“‘花钱买刑’有望被规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报道中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近日，郑州市中院对孟某恋爱不成杀死女友案宣判，被告孟某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作为河南省首个对故意杀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罪犯被判死缓的案例，在当地引起争议”、“今年23岁的中牟县人孟某，2008年7月到郑州打工，结识同乡18岁女孩兰某，两人开始来往。因女方家人极力阻止，引发孟某不满。2008年11月24日晚，孟某骗兰某喝下安眠药，次日凌晨1时许，趁兰某熟睡之机，孟某持刀将兰某杀死”、“按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依法应在‘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定刑幅度内量刑。同时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
鉴于被告人孟某对自己故意杀人的行为真诚悔罪，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向法院提交了请求对孟某从轻处罚的意见书并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由此法院认为可以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对此，张军认为，“这是刑法‘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在类似个案中，犯罪事实、性质、情节是相对不变的，但社会危害是可变的。被告人把被害人打残或打伤后，给被告人50万元，被害人的后半生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如果另一个被告人也把被害人打残或打伤，却一分钱没给，被害人一生就可能没了依靠，他的家庭也可能从此陷入贫困。两者的社会危害后果能一样吗？当然不能，所以对两种情况的依法处刑当然也不一样”。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尽管报道说“张军并不同意‘花钱买刑’的说法”，但他对于此案轻判的认可与具体解释，则事实上等于“把猫叫了个‘咪’”，即所谓“罪刑相当”的说法，倒不如“花钱买刑”一说，更来得直接和确切。
问题也由此而来：犯罪后，其家庭能拿出50万元来赔偿，即可轻判；那么，假如犯的是同等的罪行，犯罪人及其家庭却一贫如洗，拿不出赔偿的钱，也因而重判，而这样的同罪却不同判、即完全取决于金钱的所谓“宽严相济”，一旦被“规范（应该是能拿出多少钱，就能‘买’到如何如何的轻判吧？）”、并成为“指导意见”的话，那我们的《刑法》及其司法实践，还能有一丝一毫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这样的建议听起来是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但有的罪犯就是因为贫穷才去抢劫，结果造成被害人伤亡，怎么让他赔？”虽然张军指出，最高法院主张实事求是，造成多大损害就赔多少钱，“要拿就医、救治、丧葬的发票来计算”。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因为还有个更为现实的“实事求是”，即对于有些人来说，“造成多大损害”，可能能拿出加倍赔偿的钱，对另些人来说，却更可能连一分钱也拿不出，那么，面对这样的两种人，不知前一种是否就可“实事求是”地加倍轻判，而后一种人因拿不出金钱赔偿，就还得再罪加一等呢？
改革开放以来，截止目前，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基尼系数早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上。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一部分富人、尤其是一些本来就依仗有钱而无视法律的“富二代”，飙车杀人等种种罪行，早已经骇人听闻，而如今再推出个所谓“规范化”的“花钱买刑”，亦即掏多少钱、减多少刑，岂不等于在富人本来就肆无忌惮的基础上，再来个为虎作伥、火上浇油你？而再可做这样一个十分现实的假设：某开发商为强占土地或强行拆迁，雇打手打死穷人，穷人的子女、亲属等出于反抗，又打死开发商的另一打手，由而被推上法庭后，开发商一方能拿得出相应的、甚至远高出所判的赔偿金，而穷人一方则分文无有，那么，按所谓“花钱买刑”式的“宽严相济”，是否开发商一方的打手即可死缓、无期甚至是有期，而穷人一方，就只能被验明正身、一枪毙命呢？
但愿我们这样那样的具体法，不要总是在背离着《宪法》中至为神圣的“人人平等”；更也愿立法、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等大权的执掌者们，不要天平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偏向强势者一方，或者就如同刚刚从火星上来，在做出各种司法解释时，好像压根就不晓得中国的社会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