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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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

4 {3 R: g9 M* ^关键词：理学；汉学考据；家学；师承；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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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植之，晚年以“仪卫”名轩，学者称仪卫先生。在清代中期学术史上，他以《汉学商兑》一书闻名，被视为与汉学对抗的宋学势力的代表。他七十时有诗云：“观妙同门叩玄牝，发书陈箧汰阴符”(《再读放翁七十诗句》)二句，自注曰：“少时曾注《道德》、《阴符》二经，老甘息机，《道德》时所研寻，《阴符》为无用矣。”他少时曾作《屠龙子释义》和《阴符经解》，二十八岁时作《老子章义》。在与姚莹的一封书信中他自道：“十八九时，读孟子书，怃然悟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遂屏文章不为，性喜庄、老及程、朱、陆、王诸贤书。读之若其言皆如吾心之所发者。”可见其少时为学颇杂，然于百家之学中，却显然更钟情于义理心性之学，这与当时所尚是背道而驰的。当他二十八岁授经陈用光家时，致书姚鼐，自述“近大用功心性之学”，姚鼐闻此，在与同乡学者胡虔的一封书简中表达了极大的欣慰和寄望之情，谓“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他三十岁时，姚鼐又在与陈用光的一封书简中赞许道：“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方东树博观百家之书。然其自谓“少时亦尝泛滥百家，惟于朱子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曾、思、孟无二，以观他家，则皆不能无疑滞焉。”由此可知方东树选择朱子之学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是个人兴趣的选择和独立思考的结果。除此之外。其家学、师学、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学风的影响也是形成他思想特色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从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学风这四个方面来讨论方东树的学术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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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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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树先世本居徽州婺源(令属江西)，明初始迁至桐城鲁谼，为鲁谼方氏。婺源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祖先世居之地，流风遗韵远较他处深厚，尊崇礼教，“绝不空言德性”，“不悖朱子之教”。桐城有诸多家族皆从婺源迁入。在一定程度上桐城理学风气的形成也与此相关。鲁谼方氏一族自迁至桐城之先祖算起，传至方东树为第十三世，“世以耕读教子孙，虽无显达，大都敦固纯实，无为恶者。”《族谱后述下篇》六世祖方柯，字龙宇，在明季流寇蹂躏舒、桐间时，“与其弟凤宇、祥宇等五人，团聚堡砦于虎头山，居邻远近相依者数百家，结和包阵以御寇”，亦可谓功烈之士。九世祖方睃(即东树高祖)，字子雅，居鲁谼半天峰，环山种竹树，故自号竹圃，始好读书，超迈有器识，与宗老方闲阿及耆宿老儒胡萛斋、孙学颜等皆友善，因命其长子方泽师事闲阿。后方东树曾对方宗诚说道：“吾家世守朱子学不变，其原出自方闲阿先生。”由此可知方氏一族家学渊源之始。

　　方闲阿，名日新，字汉良，自号洗斋；胡萛斋，名国釴，字铉五，一字夏采；孙学颜，字用克，自号华农子，所居处日麻山，故又号麻山。方闲阿与胡算斋相交善，孙华农为方闲阿之门人，胡萛斋之子胡田(字雍则)又师事孙华农，方睃、方泽与这些人皆相师友。康熙年间，胡萛斋构筑老石山房讲学，孙华农馆于其家，方闲阿“时过从，率里人行蓝田《吕氏乡约》，期以讲明圣贤之学为己任”，乡人多受其化。方泽自言“余发甫燥，已闻其风而向往之矣”。后胡算斋卒，方闲阿与方泽、吴易正、易光兄弟等人创尊闻精舍，讲朱子学，且祀朱子。而胡田又在南山筑同人堂以承先志，方泽特作《同人堂记》道此时情境： 独惜算斋先生既不可作，华农又撄尘网，世方以读宋五子书为诟厉，独君(指胡田)与吾三四人者发愤太息于荒风草屋之中，既恐力孱气弱不足以远绍前贤、上迨先业，加以学殖荒落，老成凋零，而所藉以磨碇砥砺，策其有成者，惟闲阿先生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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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p" R! L! k: {$ h0 Y8 K; O0 M 　　他们这个学圈完全宗朱子之学，聚众讲学，不趋时俗，以宋儒之立身行事来要求自己，并互相砥砺。方泽序方闲阿诗集称其诗已达到朱熹所谓“真味洋溢，自然流露”的境界，又称“其得诸宋五子者，非诗人之所能窥，故其发于声音者，非诗人之所能道”，虽赞其诗，实称道其理学修养之精深。胡葬斋“教人主于内外交修，文行并进，凡所讲贯，必举义理归之于身心”，有慨于“今之学者穷年累月，沉酣于虚诞之诗文，而未能实见诸行事，即使言言至道，究何补于身心”，因著《大学指南》，“取程朱立教读书之法以挽时趋”，方泽受业方闲阿门下后，读到此书“益叹先生与人为善之心”。孙华农亦是服膺程朱之学，“性狷洁，一毫不可浼以非义，生平未尝应科举，惟以力践圣贤之言为务”，其为学“确守朱子而不喜阳明”，“其文皆性情学养之流露，雅沽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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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泽与孙华农且有姻戚之谊，孙构文字之祸后，文字著述皆不传，然方东树家仍藏有其遗诗一卷，“兀界奇崛，不类世俗人语言，读之知为介特之士”。方泽处在这样一个师友圈之中，亦持守闲阿所教之朱子学，并以此传家。观方东树之学术著作。其所津津乐道者亦不出此等宗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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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泽交游十分广泛，而与同里姚范最为知交。姚范“于学无所偏主，自经史百家、小学训诂无不精通条贯，而践履笃实，一以程朱为依归”，二人于学于文皆同旨趣，故相知极深。 　　方泽与忠毅公左光斗之后人亦有渊源。方泽记道其从祖受知于左忠毅公，而他自己于左光斗之孙左侍(集虚先生)和曾孙左文韩(字秀起，号茧斋)皆有交往，可谓世交。方泽记集虚与茧斋二人之学行道： 　
　集虚先生……不屑屑因缘科第，独与乡人宋潜虚、方百川、灵皋以文行重于天下。而茧斋与从弟策顽、胡宗绪袭参三数君子渐摩淬励于古人之学。 　

: z1 e- Y3 d/ y. c　方泽曾馆于姚鼐家，为姚鼐启蒙业师，姚鼐后作《方侍庐先生墓志铭》述其学行曰：“先生少有异才高识，游江宁，与诸名士游。一时才俊之士，言行多险怪，先生默默独守中行。……论学宗朱子，论文宗艾千子(南英)，恶世俗所奉讲章及乡会闱墨，禁其徒不得寓目”，称道其为“真信道笃而知所守者”。方泽之一生，实未尝背闲阿及朱子之教，终身守之不渝。

+ V, g2 h% e3 W) `+ \3 t5 ?　　方泽孙方绩，字展青，号牧青，“居恒校正史传、诸子、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手所钞录凡数百卷，皆端正无潦草”。著有《经史刮记》、《屈子正音》、《古文词》和诗集，可见方绩亦是博学笃实之士。其《屈子正音》由邓廷桢出资刊刻，管同代邓廷桢作《刻序》道此书旨在“据《韵补》以正《唐韵》之误，而于吴(械)说之疏谬者复引经传及西汉、先秦古书，疏通以证明之。”由此可知，方东树后来在《汉学商兑》中详辨韵学源流亦言之有据，对乾嘉学派的音韵之学提出的批评实乃学有渊源，故不当仅以肆意讥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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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绩的《经史答记》和《古文词》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只能看到刻在《方东树全集》中的诗集《鹤鸣集》，从他的一些诗中，我们还是能看出其以儒道传家的宗旨。如其《论诗示儿树》一首即道：“作诗如作人，颜曾不易跻。忠信以为质，韩苏岂非梯。”方东树后来亦是秉承此意，反复究论“诚身与修辞非为 二道”之旨。又有一首七绝咏程颢道：
+ M* |8 `' r0 c" v8 S' ^) Q, Q4 B 　　理学标题自有真，唇疵今古太龈龈。春风孕物浑无迹，尽化矜心只一人。

* r# _" L1 O0 I' m1 P, H' l# v　　方绩与其子东树皆从姚鼐问学，姚鼐赞其二人皆“能世其家学”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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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绩有十多位挚友，平日常“相往来、乐晨夕”，方东树幼时即“乐亲父执”，常追随左右，听取他们的言论。其中有刘大樾的外孙左坚吾，他举止谈吐不凡，东树回忆他“每来与先子言，则追侍不欲暂离”，而他在学问上却不喜欢理学家程颐，“常极口詈之”；孙起垣，也是方东树妻子孙氏的叔父，喜藏书，精校勘之学，著有《榷经斋答记》；张元辂，字虬御，工书，“雄古奇纵，全得晋唐人笔法”，“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颇自矜贵，嘉定钱坫、阳湖孙星衍极所嗟服”，精厨艺，性善饮，“每醉后容态言笑愈雅适可爱慕，东树每乐观之，醒时反不若也”，他邀请方绩饮酒时也必同时叫上方东树，故东树父子“咸睚亲之”，他还通小学，精《说文》，但无著述，在方绩去世后，他更是疼爱东树，东树十分感怀，“恨莫有报焉，每念之则泣”，两家情谊十分深厚；马宗琏，字器之，是姚鼐的外甥，嘉庆己未进士，“少学于舅氏，长游京师，改攻汉学，益治经，著《春秋左氏传补注》行世，最为仪征阮相国(元)、高邮王尚书伯申(引之)所重”，他性情十分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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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回忆在自己已成家后，他来时“犹呼东树乳时小名”，其子马瑞辰著有《毛诗传笺通释》，亦与东树友善；另有胡虔，字雒君，其父胡承泽与方泽即相友善，方绩有《春日送胡雒君之湖北谒毕制府》一诗，云：“烟柳笼陧风叶轻，销魂如在武昌城。三春岂是辞家日，千里何当载酒行。庾亮勋庸新使相，德操名字小书生。萋萋鹨鹉洲前草，报尔千秋旅客情。”：他一生贫困，以客游为养，在谢启昆幕时间最长，“谢所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皆君手”，毕沅督两湖时，亦曾聘其纂修《两湖通志》及《史籍考》等书，“平生撰述多他人主名，故己所私著罕”，“为学勤，留心掌故，桐城新修《邑志》所载艺文目录一卷，亦本君稿”，他的第二子曾将其所著《柿叶轩笔记》一卷见示东树，东树以其著作罕存，故钞而藏之，并代为付梓。胡虔曾著《广学篇》批评乾嘉学术的偏颇之处，谓：“风会所趋，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近不妨弃其精华，古则必珍其糟粕，以为去圣未远，自必有所受。……且推崇叔重，诟厉紫阳，几万口一声，而撰述之体，博引繁称，以多为贵，一字之偏旁，音训动辄千言。以古准今，事穷则变，不数十年，知必有厌倦而更张之者矣。”皆为言切时弊之论。方东树从小就能接触到这些各有所长的学者文人，其中且不乏精通汉学考据之人。

　　由上可知，方东树一生持定宋学立场，与其家学不无渊源关系，而其父执辈的学养亦使他在年少时就开阔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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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树的业师姚鼐自壮年辞官后，一直执教士林，他的后半生就以书院为基地，通过培养后进来阐扬自己的学说宗旨。乾隆四十一年(1776)，姚鼐友人朱孝纯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兴建梅花书院，邀请姚鼐出任书院山长，姚鼐在扬州讲学三年。里居两年之后，又至安庆敬敷书院讲学八年，接着又至歙县紫阳书院两年，后又至江宁钟山书院讲学十一年，嘉庆六年(1801)，姚鼐以年衰，畏涉江涛，改主敬敷书院，嘉庆十年(1805)，再主钟山书院，终卒于教任。方东树幼年在乡里能接触到姚鼐的机会并不多。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东树二十二岁，这一年，他来到江宁钟山书院，正式受业于姚鼐门下，此后他一直随侍老师讲席达五年之久。五年后，方东树开始客游四方。嘉庆十二年(1807)，姚鼐再主钟山书院时邀请东树往课其长孙，时姚鼐七十七岁，东树三十六岁，这一年，姚鼐曾致书陈用光言及他在钟山书院的近况：“鼐在此略如故状，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书，又无人与言，殊觉日寡味耳。……吾今年邀方植之来课孙学文，是院中略可谈者惟此耳。”姚、方皆在钟山书院，十六年。又同在江宁府志局修府志。从方东树投入姚鼐门下至姚鼐去世，共有二十三年，同处一地约有八年之久，据方宗诚记载方东树“逾时惜抱先生卒数十年矣，犹常泣思之”，“曰：‘惜不得与先生一证今日所学也。”’方宗诚所记方东树平日教诲之辞可以想见师弟情谊之深厚。方东树的学术思想大体一宗姚鼐而阐发之。

　　姚鼐之学初由方东树之曾祖方泽启蒙，后又从伯父姚范学习经学，姚范为学的特点是贯通经史。一以程朱为宗。姚莹论到家学时，称姚范为学“淹通宏洽，不为拘墟之见、空疏无据之谈，其大者在笃信程、朱，以为非考证不足以多闻，而舍身心亦无以为学。汉儒谨守师法训诂，略备于前，宋儒讲论修明，义理大著于后，其道在守先待后，其功在风俗人心。学者当识其大以体其微，去其矜心与其昏气，乃可以为学”。故姚鼐平生所宗主，仍在于程朱之义理，推尊程朱至比诸父师不可诋讪，称赞宋儒能得圣人之旨，明久而后亡，亦惟宋儒讲学之效。而其学问，可以一字概括曰“通”。乾嘉时人所趋骛之考订名物、辨说文字仅为注经之“明诂训”一体，而姚鼐所主者乃在于通大义，故其治学之道原与并世诸儒殊途，尽管如此，他对于考据这一方法仍有相当深的认识，只是“不规规于考证名物之细”。姚鼐早年曾希望成为戴震的学生，这说明他心中初无门户之见，且对于考据学甚有兴趣，后姚鼐由朱筠推荐入四库馆参与纂修四库全书提要，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姚)先生往复辨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撰写的提要被采用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姚鼐借病辞去刑部郎中及四库馆纂修官，这年姚鼐四十四岁。临行将归，大兴翁方纲学士乞言，鼐日：“诸君皆欲读古人所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一语道出姚鼐在为学祈向上与当时学术主流之异趋。在“通”的学术宗旨之下，姚鼐遂针对考据之过者“繁碎缴绕”之弊，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合一的主张，认为“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且认为三者“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者乃足为善”，欲以此破汉学之门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姚鼐为学主贯通的宗旨，能够宗主宋儒之义理而又不薄考据。姚氏之学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汉学考据的偏颇之失，正如王先谦所指出的：“本朝纠正汉学者，姬传姚氏最为平允，其时掊击宋儒之风过盛，故姚氏非之，以救时也，非为名也。至其论学，以义理、考据并重，无偏而不举之病。” 　　姚鼐以“义理、考据、文章”并重的论学要旨在其弟子们的著述中皆有所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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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用光即“实事求是，议务持平，不鳃鳃于汉宋之争”，且发挥老师此教日：“义理、考据，其实也，辞章，其声也。……其于义理得其正矣，宜求其精焉者；于考据得其要矣，宜求其确焉者；于辞章得其清矣，宜求其恢奇而典则焉者。”刘开在《学论》三篇中倡导学以“躬行实践为先”，并批评汉宋门户之争“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强调“勤搜广采之有功不如从容涵濡之所得为多”，提出汉宋之学虽不可偏废，却有轻重先后之差别，其所论与方东树《汉学商兑》“桴鼓相应”。方东树更是接过姚鼐开启的话头，强调主义理者必定不“舍经废训诂”，汉宋儒学“有精粗而无轩轾”系统地批评了汉学家故意与程朱立异，回避 义理问题所带来的偏颇，指出汉学考据在思维方法上的局限性，而应当以义理为先，才能更好地发挥考证学的长处。

- h/ B3 ^1 u  ~/ ^) G! c. f) T　　总之，方东树一生最为人所知的事业即是作《汉学商兑》一书，力破汉学之门户，倡导程朱理学，致力于恢复通经致用之风气，而所运用之理论，实即姚鼐之“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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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名县起于唐，自明代以后，人文辈出。方东树称“忠臣、孝子、理学、名臣，后先接迹，昭历乎史传，昭耀乎耳目”。前已提及桐城有许多家族是于明季由婺源迁入的，因此受到徽州理学风气的影响颇深。除此之外。地处皖北的桐城也自有其理学传统。

& B5 y4 n; ^' ~" R' \2 T8 c 　　《康熙桐城县志》于“人物志”首列“理学”，以示“崇其本”之义，理学人物，自明代何唐始。何唐，字宗尧，正德年间进士，慕曾子“三省”之学，以“省”名斋，故学者称省斋先生。马其昶称其“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先生益昌大矣。”方明善，即方学渐，字达卿，号本庵，世称明善先生，其岳父赵锐为何唐弟子。吴孟复在《桐城文派述论》中指出桐城之“学术渊源，实起于方学渐”。方学渐著有《桐彝》、《心学宗》及《迩训》等书，皆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其人《泰州学案》，哲学史上称此派为“王学左派”。方学渐《心学宗》一书，《总目》认为其说虽本于姚江。然“解‘人心惟危’为‘高大’意，解‘不愧屋漏’为喻心曲隐微，解‘格物’为去不正以归于正，大意皆主心体至善，一蠲虚无空寂之宗”，“故其言有归宿”，“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王畿)诸家，犹为近正”。由此可见，方学渐之理学虽一本陆王，却与空疏放荡之王学末流自不相同。方学渐以布衣身份主持当时坛席二十余年，筑桐川会馆，“日与同志讲习性善之旨，掊击空幻”，“远近慕风，竞为社、会”，尝率领族人祭祀，“作《祠规饮胙歌诗》，一准古礼”。其子大镇、孙孔熠、曾孙以智世传其学，方氏四代皆人《续修桐城县志》之“理学传”，以理学名家。方大镇逢明季阉竖群小“排斥理学，毁书院”，遂“隐白鹿山与门人讲学不辍，作《居敬论》六篇”倘“。方以智，字密之，为明代桐城学者中规模最广、成就最大者，其《通雅》一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物理小识》又能“推阐其所以然，《总目》称其“考据精核”，“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而清初之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实乃“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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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有明一代桐城的理学实已形成一种扎实的为学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清代的桐城学者。如方苞犹致力于《三礼》之学，姚范《援鹑堂笔记》“校核心群籍，不惑于空谈”；胡宗绪自经史以逮律历、兵刑、六书、九章、礼仪、音律之类，莫不研穷；姚鼐《九经说》深造自得，实有家法；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为清代汉学研究《诗》之最佳成果；徐墩著有《诗经广诂》，为世所重；道咸后，桐城萧穆长于经史，博综群籍，尤精于校雠版本之学，尝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助其刻成《古逸丛书》。这些都表明桐城虽然崇尚理学，但其为学之风气并非空疏不学。 　

　由于理学之风的浸染，桐城一地也形成了一股崇尚讲学、讲究正气名节的风尚。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自序》中就提到：
' ~" D/ L* `, i! o0 _　　盖当燕藩夺统，吾县方断事法，以遐方小臣，不肯署表，自沉江流。厥后余按察珊、齐按察之鸾及先太仆(马孟祯)，皆以孤忠大节，与世龃龉。陵夷至天启，左忠毅公乃死于珰祸，而明随以亡。当是时，钩党方急。方密之、钱田间(澄之)诸先生，间关亡命，救死不遑，犹沉潜经籍，纂述鸿编，风会大启。圣清受命，吾县人才彬彬，称极盛矣。方、姚之徒出，乃益以古文为天下宗。自前明崇节义，我朝研经搞文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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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方法不愿意在朱棣篡夺帝位成功的贺表上签字，自沉而死，至熹宗朝魏忠贤等阉宦当权，左光斗却能清直敢言，不畏权贵，敢于与乱臣奸佞作斗争，最终遭到阉党的迫害被杀，再至清兵入关之际，方以智出家为僧，据说清军将领对他或以白刃威逼，或以官服利诱，要他出仕清朝，他却决心赴死，拒不从命。这些事迹都表明了桐城一地崇尚气节、节义的风气，皆当推源于理学之教。方东树在替友人马树华所辑《明季殉节附记》所作的序中指出“惟独东汉及宋明人克明儒术”，所以这三朝之士人皆同有一种气节。“东汉光武首崇儒经，明、章以来，相继表扬立政造事、致法就功，大臣陈谏于君，悉引经术为断，教明于上，习成于下，故致一代风俗之美”，汉以后学者蔽于传注，直至“宋儒出，乃实始讲明切究，扬摧而发挥之，然后孔孟仁义之道大明，于世虽妇人孺子、整疾之夫，行不可逮，而君臣父子之大伦，仁孝忠顺之大节，莫不概乎有以湛于其心”，因此在明末国难当头之时，忠臣义士皆殉国捐生，“向非程朱诸儒讲说之详，有以启沃其心，使之素知节义之重，何由得此?”因此，他批评“世之鄙儒乃犹痛诋道学，力攻程朱，甚且以明之亡归咎于讲程朱之学，是恶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数乎?”正因桐城重视节气大义的风气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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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太平天国运动之时，桐城一地又出现了许多不肯就犯于太平军的节烈义士。在太平军攻陷桐城时，桐城学者马瑞辰仍“据案读书不辍”，太平军劝其降，他“叱曰：‘吾岂降贼者邪?吾且命子团练杀贼!’贼怒，火然其发。拥之行，骂愈厉，遂刃之死”咖。其三子马三俊后组织团练，训练乡兵来抵抗太平军，后城陷而死，方东树之弟子戴钧衡亦于此际“筹饷请兵谋恢复，屡上书当事，画灭贼策”，其妻妾皆“骂贼殉节”，当时戴钧衡客旅怀远，闻讯呕血而死。戴氏曾撰《朱建论》一文，朱建本是西汉时一位正直的官员，因母死无钱治丧而接受了佞臣审食其的馈赠，并为其消灾弥祸，汉文帝诛杀审食其，朱建也畏罪自杀，戴钧衡发表感慨道：“呜呼!以百金之故，丧名失节，遂杀其身，士君子取与之间，宜何如哉?”可见桐城之士何等看重“节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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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桐城一地在明清两代多学风扎实、通经博古之士，又由素来的理学风气影响，特别讲究礼义、廉耻、节气。不了解桐城理学的深厚风气，就不足以明了何以日后在弥漫着对宋明儒学一片讨伐之声时，方苞、姚鼐、方东树却能够一脉相承，大张程朱理学之帜、以复兴宋学传统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