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将老百姓的肠胃当食品检测仪

真实自我

奶粉检出三氯氰胺、咸鸭蛋检出苏丹红、多宝鱼检出孔雀绿，金华火腿检出敌敌畏、猪肉检出哮喘药，据说巨峰葡萄使用避孕药1号种植，安阳腐竹掺入用作油漆的工业明胶和吊白块，太仓肉松是用病死母猪的肉制作，还有工业油包裹的大米，掺进滑石粉的面粉，食盐冒充的味精，甲醛泡出的海鲜，福尔马林保鲜的荔枝，避孕药喂大的鳝鱼，高剂量农药培育出的蔬菜，地沟里捞出的食用油，激素催生的鸡肉，保险粉增白的豆芽菜，陈年老馅做成的月饼，硫酸镁浸泡的黑木耳，醋酸和色素勾兑而成的山西老陈醋，加入食品包装石蜡的重庆火锅底料等等。正所谓：“丹红与雀绿齐飞，食品与毒素一色。”令人谈吃色变、忧心忡忡、防不胜防、扼腕长叹！

中国有那么多食品药品监督机构和官员，好笑的是：在一起又一起事故中，均不是通过监督机构及其官员在履行职责中监督检验发现问题揭露出来的。反道老百姓的胃口成了食品安全检测仪！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机构及其官员监督缺位、形同虚设，可悲乎？

为什么那么多的“在其位不谋其政”？主要是中国有权“打假”的政府部门太多了，以至于到底谁在打假都成了问题。前些年出现的“八个‘大盖帽’管不了一头猪”、“七个部门管不了一篮子菜”等就是鲜活的例子。这次“毒奶粉”事件，同样涉及工商、技术监督、食品监督等部门。部门多，扯皮也不会少。市场监管出现空白地带在所难免。

另外，地方保护行为也使相关部门监查受阻。最近几年，很多地方以治“三乱”、优化环境为名义，出台了不少限制执法的禁令。如有的地方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应事先拟定检查计划并将计划报送同级经委(经贸委)和监察、法制部门批准；实施检查时，必须向企业出示检查管理部门下达的“检查计划”或备案核准通知书，不能出示者企业有权拒绝接受，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投诉。一年只准到企业检查一次，甚至连一次检查也不被允许，执法部门还怎么发现市场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

      除了地方保护还有行业保护。据说当年有人提出所有白酒包装上应当标出该酒是酿制酒还是配制酒，结果遭到白酒行业协会极力反对，说中国的白酒行业，多少多少是配制酒，一旦标明白酒行业将全面崩溃；当年有人提出奶制品中所含的“抗生素”应当怎样，结果遭到中国乳制品行业协会的极力反对，说什么这样一来会使用中国乳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结果该建议无法实行……中国的行业协会成了保护行业垄断和落后，视人命为儿戏的顽固堡垒。接二连三的质量事故发生，这些行业协会官员却毫发未损。

    还有，低廉的违法成本和过高的执法成本也成了假劣产品横行的关键。一直以来，我们对制假贩假者的处罚较轻，做一次假，能抵得上罚七八次的钱，制假者付出的风险成本很小。而那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以罚为主”的“打击”行为，简直是在培育造假者，把他们养成了一些管理者治下不断成长的摇钱树，养痈为患。而执法需要费用，现行体制下是谁执法谁负责出鉴定费。在普遍执法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谁执法次数多，谁的费用支出就高。一位从事十多年市场监管的人士无奈地说：干活的远不如不干事的舒服。消费者打假付出的成本也不小。费时费力费资金，却难以见效。这些，挫伤了各方打假的积极性，助长了造假者的威风。

有毒食品横行无忌，残害百姓。究其原因，盖由奸商利唯利是图；职能部门监管失控、推诿扯皮；地方保护、政府不作为；法律打击不力四者所致！一个三鹿牵出了施恩、雅士利、蒙牛、伊利、圣元等等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几乎占据着乳制品的全部江山。各种有毒食品也继续在我们的餐桌上走走停停，我们究竟该吃啥？喝啥？谁来为老百姓的肠胃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