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一个逝去的老人

觞客子

　　偶翻日历，才知道今天已经是9月19日了。想到这个日子，猛地翻了一下手头的书籍资料。果然，就是这个日子——两年前的今天，这个日子的凌晨，一个质朴的老人在武汉终于病逝，享年75岁。而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的平生著作——《红楼梦版本辨源》，也终于让很多的红学爱好者们，认识了这样一个老人，同时记住了他的名字——杨传镛。
　　我们已经无须回忆他就读北大，下放工厂的往事，更不必为他最终仍旧留于工厂而未能获得北大教席去耿耿于怀。因为这一切对于一个死去的人，都已经再无必要了。在一个评红热翻腾不已的潮流社会里，太多的人为个人的名与利，炒烂了红楼的题材。一个冠名的“专家”，每年不知要出多少本所谓的“专著”却尽是沉渣残饭。只有杨传镛先生，在此刻我终究抑不住满心的激动而必须来敬呼他一声“先生”，只有他这样的人物，才是真正的、为着治红的热爱、为着学术的追寻，在自己的版本学领域下苦苦求索。直到他生命的余烬即灭之时，他才郑重地将自己的书稿托付于人，而又在病榻之上，一次次为自己的书稿整理校订。多少番苦苦的奔波，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艰难地在这个世道上赢得了出版的一线机遇，而这样老人，则用最后一眼看真了书稿付梓前的清样，带着这样的一丝欣慰，阖目而去。
　　在我的认知与理解的层次之内，红学之中的版本学，当为红学之一切研究最根本处，也是最艰难处。对于版本的研究与讨论，不止需要学者本人的严谨慎密，而且尚须持之不懈的钻研，尤其是学术的耐力与深功。也正因此，对于我个人而言，尽管接触红学已稍有时日，然而对于版本学本身，至今不敢有一丝一毫轻易的言语。这在于：其一，我尚且没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来谨慎地投入版本学的考究之中；其二，版本学本身之繁复驳杂程度也绝非一般学问所可相匹。今日之书店，我们可以逞目所见，尽是大摆的“红学”书籍，新书上架可谓“争先恐后”。然而，这些新书本身的意义，是极其欠乏的。要么是毫无合理毫无根基的所谓“续书”“探佚”，要么是翻天覆地对十二钗及红楼众相的所谓“评点”。大多红书皆落此俗套，完全是一种肤浅浮躁心态的积累养成。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不止是痛心过，甚至在一些场合下猛烈地抨击过。当然我也深知，自己的此类态度，已经无济于事了。
　　于是杨先生《红楼梦版本辨源》的产生，就足以令我精神为之一奋。因为这是我在近些年来所见当中的，极少数可称之“真正之红学”的书籍。这是一个学者的学术之典，浸透了奋斗的汗水，是正火炼就的纯钢。
　　杨传镛的研究是足够理性的，以至于我以己之浅薄学识，几乎不知从何去指摘他立论中的欠缺之处。至少，在大多数的立论上，或与我的初虑相合，或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拿着这本书，坐在拥挤的火车之上，长达20多个小时的旅程之中，竟然始终与其相伴，近忘饥渴。开篇即有一则名为《甲戌本底本的行格及其他》的小论文，竟令我乐而忘返。不止在推理中层层剥进，尤其在后来大胆尝试，重排《好了歌解》的文字现象，结果相合甚紧，大大地佐证了原立论的科学性。虽然我个人也不能就此断定这样的解释即为这一版本现象的终极正解，但起码，迄今为止，这已经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解答方式了。
　　对于于鹏其人，其实我一直对他存有一定见解的。一来是因为他曾经跟随蔡义江先生太近，在言语立论中诸多维护，二来他也曾与邓遂夫联手将所谓的四川自贡才女胡楠《梦续红楼》一拍即红，三来他对于靖本过录批语的质疑极度偏激而带有太多个人感性成分。这三件事让我感觉他的有些做法，近乎缺少理性的原则。为此还曾经与他几次有过直面的争论。但在于为杨传镛先生书籍出版奔波的事情上，我还是诚心感激并且敬重其人的。或者说，如果没有于鹏的努力，或许杨先生的书，至今已经在时间的推延中永沉海底。学界的杜春耕与蔡义江二先生，在杨先生著作的出版上，也多有尽力。虽学术上与诸公多有歧见，然先生之劳动，当感于世，尤为至敬。
　　我也曾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的提及过，论红楼梦版本学，有三人的成就最为我所敬佩：林冠夫、郑庆山与杨传镛。只惜郑、杨二公终身勉力，而今皆已辞世，是为憾事。察学术之道，于今之青年，已渐疏远。诚不知自诸公之后，是否还有二三学人，能够肩负起学问之重担，勤勉治学，以追前人？
　　草记一篇文字，对于先生来说，已经不成敬意，只作为个人对先生一生之感佩，如此而已。



　　　　　　　　　　　　　　　　　　天涯浪子，戌子秋日，于苦茗居。

[ 本帖最后由 觞客子 于 2008-9-19 22: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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