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云扬系列诗歌电视讲座讲稿】

柳梦璃

中国古代的诗人咏叹民瘼针砭时政，成为传统，这样的作品历朝历代都有，汗牛充栋，俯拾即是；但是自觉明确地从咏叹民瘼针砭时政这样的目的出发，系统进行创作的，白居易为第一人。他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是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编排构建的讽喻诗系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成就都没能超过白居易。对白居易的讽喻诗，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褒其政治性强，贬者贬其艺术性差。我所要论的，恐怕褒贬两者都不高兴，因为我要说：第一，写这组诗的政治目的在当时没有达到；第二，《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

这节课只说第一点，写这组诗的政治目的，在当时没达到。艺术性下节讲。
白居易花几年工夫如此热忱地写下这两组60首诗为什么？他自己在《新乐府序》中说得很清楚：“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而且非常自负：“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就是说他要以自己的讽谕诗兼济天下。白居易写这两组诗的时间，是任左拾遗的三年之中和前后不久。当时，他参政热情极高，“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奏请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等等。有的，皇帝还真接受，比如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新唐书》白居易传）。更多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新唐书》白居易传）。他自己说有一些事不便于写成奏章，就写成诗歌，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与元九书》）
原来，白居易是把这些讽喻诗当作奏章来写的。我们只须看部分题目，就清楚了：
《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
《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
《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戒求仙也。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
《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
《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
《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
《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
《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
《卖炭翁》，苦宫市也。
是不是象奏章？不但有戒，有刺，有忧，也有赞美，还有歌功颂德。

我们再看《新乐府》中的一首《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朝大觜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鹗，嗉中肉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高飏如不闻。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

语言非常通俗明白，鸢、乌、鸡、燕、雕等各是比喻什么也十分清楚，秦吉了明显是自比，最后五句如果我们把所喻的本体揭示出来，就应该是这样：
白居易，人家说你是谏官，难道没看见百姓的冤苦吗？我们知道皇帝是天下之主，你竟不替百姓向皇帝进言，那么你所有奏章全是废话！
从这首诗我们看出，白居易是把替百姓向皇帝申冤诉苦当作自己责任，写讽喻诗，也是尽谏官之责，“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只有天子知道了，才能下圣旨解除百姓的苦难。白居易的兼济天下，必须经过天子。那么天子怎样呢？我们再看白居易的一首《黑潭龙》，也是《新乐府》里的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驾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
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盆冷。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这首讽喻的诗题后写着“疾贪吏也”。又是猪又是酒的供品被林鼠山狐吃了个干干净净，九重泉底的龙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赋税进贡被那些贪官污吏层层中饱私囊，高高在上的皇帝知道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就正儿八经地写奏折；如果他知道，那还省事了。写讽喻诗算干什么？你是想让他知道还是不想让他知道？他有那工夫看吗？从实际效果来看，证明宪宗皇帝根本没见过这些诗：《卖炭翁》苦宫市的，《红线毯》指斥常贡以外进奉的，《蛮子朝》和《轻肥》讽谏贬抑藩镇和宦官的，这几条，都是此前不久“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结果我们知道，不但一条也没行得通，反倒是愈演愈烈，那些革新派人士赐死的赐死，贬官的贬官，白居易又提出这几条来，也还是一条都没实现，可是他也没有立刻因此而贬官，只能说明宪宗皇帝没看见，不知道。他还异想天开地建议设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先向歌诗求讽刺”，这简直是开政治玩笑，哪一个统治者肯这么办？
白居易诗中所言倒也不是都没实现，有一句70年以后实现了，这句在《秦中吟》第七首《轻肥》当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秦中吟》前言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应该是白居易确实听到了衢州人食人的传闻。史籍当中，“人相食”、“易子而食”之类，是兵荒马乱大灾之年必有的文字，我查唐史没查到贞元、元和年间衢州人食人的记载，但是发现70年后竟有更为骇人听闻的惨剧：

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五十》）

由此，我们可以说白居易的《轻肥》，以至于《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全部的讽喻诗，实际上是唐王朝小有中兴气象还算安定之时的“盛世危言”，他是要以此警醒皇帝，可惜皇帝不听。
那么退而求其次，当朝掌权的大员听不听呢？也不听。不但不听，有的还咬牙切齿。
白居易自己说：

言未闻而谤已成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与元九书》、《伤唐衢诗》）
皇帝还及未闻，就得罪了权贵。我们再看《秦中吟》的第九首《歌舞》：
秦中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秋官指刑部官员，尚书、侍郎等，廷尉即大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狱中囚犯活活冻死，而主管全国刑狱的最高官员无动于衷，照旧花天酒地。白居易的《新乐府》第一篇《七德舞》有这样一句：“死囚四百来归狱”，句后注有“贞观六年，亲录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归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应期毕至，诏悉原之。”这是史实，唐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都有记载。旧唐书说290人，新唐书没说人数。与太宗朝相比，官场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抱有兼济天下之志的白居易怎能不忧心如焚呢？所以他同时还上了折子《奏阌乡县禁囚状》。可是他的诗和奏折不可能唤醒腐败官僚们的良知，除了使这些二品三品大员，对这个只不过从八品小官的左拾遗，从此恨之入骨之外，不会有其他任何作用，狱中囚犯继续会冻死，而且越来越多。
</div><div class=t_msgfont>白居易的讽喻，皇帝不听，大臣也不听，我们再退一步，百姓听不听？当然，百姓听了也没用，“好，按白居易说的办”，可能吗？他们没有这个权力。问题是当时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么个左拾遗白居易在为他们请命。诚然，白居易生前，他的诗歌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正象他自己说的：“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但所题所咏，不可能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和“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也不可能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更不可能是“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本来这些话就不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世间自然不会传唱。可是，这也就终于弄得白居易的讽谕诗“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了：
白居易的讽喻诗原本是写给皇帝的，但是皇帝不看，即使看了也没接受其中的任何一条讽喻，有的干脆变本加厉地反其道而行。白居易一生经历过九代皇帝，他的讽喻诗问世后有六代，正史也好，野史也好，没有任何记载说哪个皇帝因为哪首讽喻诗发布什么圣旨。只有敬宗(李湛)在白居易任苏州刺史的前后写过这么几句赞语：
藏于己为道义，施于物为政能。在公形骨鲠之志，阖境有褲襦之乐。
宣宗(李忱)在白居易死后五个月写了一首吊诗，诗中只提到《长恨歌》和《琵琶行》。
在大臣官员们当中呢，他的讽喻诗除开招了恨埋下贬江州的祸根之外，没起任何作用，没听说有谁受了哪首诗的感动，从此变的爱民廉洁起来。至于老百姓，更绝无一家是因为《秦中吟》、《新乐府》而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  

如此说来，白居易所设想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这个志向，或者说这个政治目的，在他的生前，没有达到。他也确曾兼济了，但那是因为行事，而不是因为作诗。“施于物为政能……阖境有褲襦之乐”，是说他在杭州及苏州任刺史期间，兴修水利，加固湖堤，蓄水灌田，疏浚水井，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实现了“恤隐安疲民”的愿望。他罢杭州刺史时所作《别州民》：“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七十三岁，白居易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
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这个志向在他生前没有达到，可是文章千古事，在他身后，他的讽喻诗越来越引导鼓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我有的时候竟然这样遐想：为什么白居易把诗歌写得那么通俗易懂？也许，他就是要留给21世纪的中国人看的。

［此帖子已被 柳梦璃 在 2008-8-6 15:53:26 编辑过］

柳梦璃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上节课我们讲到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留待这节课要讲的，是其艺术特色。说起来，白诗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同样在白居易生前，人们不甚了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

到今天，因为白居易的讽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强，“言质”而贬其艺术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节课说过，《秦中吟》，尤其是《新乐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人们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而对讽喻诗，关于思想性的论述远远多于艺术性的探讨，所以这节课我们专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拿不同性质类别的诗来比较其艺术的高下，没意义，或者说无从比较。打个比方，唱歌，有美声有通俗，比赛的时候是分开进行的，各有各的标准，诗也一样，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这些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

白居易的讽喻诗呈现出哪些艺术特色？我看至少有这样几项：
（一）、塑造典型； 
（二）、构架情节；
（三）、突出对比；
（四）、结合议论。
我们以诗或诗句为例逐项分析。

第一，先看怎样塑造典型。
白居易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实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讽谕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这个我们先以《卖炭翁---苦宫市也》为例。当时的宫市什么样？《新唐书》这样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有一句：“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可见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听到的，不会少，但他只写一个卖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实，而在写的过程更集中于一个“悲”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话，抓住三个部位，描出三种以上的颜色：脸、鬓、手，脸色焦黄、鬓发苍苍（苍苍就不止一种颜色）、十指乌黑，结合上下文读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烧炭自己推车来卖，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已经令人感到心酸了。而“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问一答，十四个字，勾勒出一种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仅仅活命而已，如果卖不到钱，就没有活路。这就已经够悲了，但诗人还在继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诗人为什么这样继续？是行文悲到极处的需要。悲到极处之后，“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断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老人的活路！
    我们再以《上阳白发人》为例，继续看诗人怎样选择题材塑造典型：

<div>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釆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div><div>
此诗前，白居易有一段注：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div><div>
这段注，第一说明“其事核而实”，第二说明这样的宫人一关就是30---60年，第三说明这样的“别所”不止一处。但为什么只写“上阳”？“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什么只写这一个？同样是为了极致其悲，为了塑造典型。不去罗列大量的后宫女子和她们的种种遭遇，而只选取一个终生被幽禁的宫女。不写她的青年的美貌，却是写她的老年的龙钟；不写她的希望，偏偏写她的绝望。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多少个难捱日落的白天，多少个展转不眠的长夜。宫中鸟儿宛转的呜叫，原来还心烦意乱，现在看到梁上双飞双栖的燕子，也不再羡慕它们。诗人是这样只通过这一位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作典型。
唐代以宫怨为主题的诗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绝句形式描写宫女的某种哀怨情绪，我们不必举别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试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div><div>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div><div>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div><div>
这两首绝句当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写出某一侧面的手法。而《上阳白发人》，是以一个宫女一生的不幸为典型，加以细致、具体、生动的刻画，反映的却可以说是2000年中几十万宫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第二，再看怎样构架情节。
构架情节，就是要叙述故事，有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还要有大量的细节来丰富充实，使人如见如闻身临其境。《上阳白发人》，一个宫女一生的故事；《卖炭翁》，一个老人和两个太监一上午的故事；我们再看诗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帮“暴卒”一晚上的故事，这就是《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div><div>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div><div>
早晨，诗人白居易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非常高兴，摆酒欢迎。举起酒杯还没有来得及喝，突然冲进来一帮横暴的士兵；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乌七八糟的有十多个人，不由分说，抢过杯子就喝酒，又把盘中的饭菜糟蹋干净。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束脚，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这时我们才知道，上面抢夺酒食只是一个序幕，高潮在这呢，暴卒们要砍树，这才是他们闯来的目的。从下文暴卒的“口称”和诗人对“村农”的劝戒中，我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称属于神策军，是采造府派来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再说了，神策军的头领正承浩荡皇恩！这两句，是诗人的话。我们再想想，暴卒要砍树，白居易能不阻拦吗？可也没拦住。白居易何许人也？皇帝身边的左拾遗，翰林学士，很多宰相翰林学士出身啊，神策军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还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所谓“神策军”，即当时的禁卫军。从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这简直是让个太监担任全国军队的统帅了，所以白居易曾上书极力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为大家，层层深入地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开始“暴卒”来历不明，后来他们自称 “神策军”，再揭出他们的后台“中尉”，最后“承恩”，只两个字，让全诗主旨豁然开朗：“神策军”为什么如此嚣张？正因为皇帝宠幸他们的头目---大太监吐突承璀。这首诗不在《秦中吟》、《新乐府》中，但也属于讽喻诗，讽喻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啊？难怪使得“握军要者切齿”。
</div><div>第三，看如何突出对比。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上节课讲过的《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我想仅就这两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没有余韵”。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
</div><div>第四，看怎样结合议论。
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没有议论，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div><div>《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
</div><div>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开元宰相宋开府”指贤相宋璟，这两句说的是开元初天武军牙将郝灵佺斩突厥默啜，自谓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请赏而滥用武力，并不封赏他。“天宝宰相杨国忠”两句所指的事情，我们在杜甫系列讲过，杨国忠两次挑起与南昭的战争，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这是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div><div>
最后，我们借古人的评说，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这就不止限于讽喻，白诗语言的总体风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说明，所以我们不再多分析。
《新乐府》的序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几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实”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要求：
    “辞质而径”，质朴、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准确；
    “体顺而肆”，流畅、上口。
要达到这几项要求，并非容易。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的《瓯北诗话》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div><div>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有一首诗，最形象最准确地道出了白诗的特色：
</div><div>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樹春朝风正吹。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div><div>我们就用刘禹锡的这一句“仙人衣裳弃刀尺”作这一讲的题目，那就不只是论白居易的讽喻诗了，也不止是论语言特点了，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形象地概括了白居易各类诗歌共有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天衣无缝。</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