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云扬系列诗歌电视讲座讲稿】

柳梦璃

   中国历代的诗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然而获得“诗圣”这一称号的唯唐朝杜甫一人。探讨一下杜甫何独以为“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而这位“诗圣”境况又确实有点象孔圣人，生前名气并不是很大，甚至有时候相当潦倒狼狈，死后却名声越来越响，地位越来越高。在古代诗人之中，生前死后境遇反差如此之大的，也并不多。探讨一下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反差，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节课，我们先谈杜甫生前为什么没名气。从表面来看，唐朝时候诗歌的传播途径，有三条，歌妓演唱、题壁和行卷。前两条好懂，所谓行卷得解释一下，就是把诗文呈献给当世的文坛领袖人物，通过他们去宣传，而对于杜甫来说，这三条途径，有的他不愿意走，有的走不通，所以在杜甫生前他的诗知道的人并不多，不象与他同时的李白、王维，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名满天下。如果展开讲，这个得一节课，咱们这个系列讲座，时间有限，这些就不讲了，好在也只是表面原因，略去问题不大，我们直接探讨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从杜甫困居长安时期的一首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讲起，慈恩寺塔就是现在西安市南边的大雁塔，唐朝时这里是在长安城中。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我们先作艺术欣赏。
   高塔耸入苍天，周围狂风不止。我不是旷达之士的胸怀，登到这高处心中翻腾起种种忧愁。这里我们作一个比较，杜甫在29岁时候写下了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望岳》：

宗夫如岱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人到了泰山脚下，可是并没登上去，所以题作“望岳”，没登上去，但那气魄比登上去还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现在诗人登上了长安城内最高的建筑，心里反倒翻起种种忧愁，为什么呢？杜甫此时41岁，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六七年，是不是为自己的境遇而愁呢？我们往下看。象教，就是佛教，释迦牟尼离世，诸大弟子想慕不已，刻木为佛，以形象教人，所以又称佛教为象教，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吗，法象庄严；追冥搜，在高远幽深中探索，不仅指登塔，而且暗示着冥思苦想，由于塔是佛教力量的象征，所以登塔也就代表着一种求索，杜甫在冥思求索什么？又是一个问题，继续往下看。“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形容登塔的过程，阶梯狭窄、曲折、幽深，向上攀登，就好像从龙蛇的洞穴中穿过，在幽暗中，绕过一道道支撑的柱子，才到了塔顶。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听到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白天看不到北斗，这是诗人的想象之词，神话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所以地上的水向东流天上的水向西流，可我们知道银河是星系，无水可流，这也是诗人的想象之词，突出塔之高。诗人还看到“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这又是神话，羲和鞭赶着六条龙驾的车子，载着太阳在天上每天从东到西走一趟，少昊是主管秋天的神，在这就很巧妙地点明了登塔的时间是秋天，这两个神话人物当然不可能看到，还是想象之词，更突出塔之高。谁说杜诗不浪漫，你看这一片神话世界，跟李白的诗有什么两样？从塔顶往下看，秦岭像被切成许多碎片，泾河渭水都看不见了，模模糊糊一大片，哪里是皇州啊？以极度夸张之笔，写他在塔顶俯视所看到景象，实际上不论站到多高去看，山也不会变成碎片，但这是高度的艺术真实。我们再作一个比较：中唐章八元有《题慈恩寺塔》，看来是题壁诗：

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但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
  

   诗中描写登塔的情形很切近，明确可感，但在这一雄伟的建筑面前，抒情主人的形象畸畸琐琐，他想形容塔之高，可是笔力疲弱，所取意象凡近，缺乏相应的胸襟和气魄，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此乞儿口中语也”。
    我们接着看杜甫的诗。下面四句仍然是神话，回头呼叫虞舜，舜所葬身的苍梧一片愁云；周穆王在瑶池饮酒，直到日落昆仑山。最后四句写眼前的实景，黄鹄飞个不停，哀叫着投向何处？你看那些追随太阳的大雁，各自都有谋取稻粱的打算。什么含义呢？从头到尾我们没看到诗人为自己的困居境遇而愁啊？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杜甫在冥思求索什么？似乎也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其实，忧愁什么冥思什么，已经深深地蕴涵在杜甫的这首诗中了。   
    这首诗的题目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都是谁呢？有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四人，前两位是盛唐的诗坛俊杰，后二人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和杜甫一样都登塔赋诗，题目大同小异，看来这是约好的一次诗会，可谓中国诗史上一次颇有意思的同题诗竞赛，时间是在唐玄宗天宝11年秋。薛据诗失传了，其余三位的也还都留存着。后人评判最差的是储光羲，“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逶迤，群山小参差”，这简直有点象章八元的句子了，“乞儿口中语”，可这位储光羲绝不是乞儿，五个人中他的官位最高，监察御史，这年47岁，早在26年以前就中了进士，他的诗最后说“崱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也只是说自己居高思危，确实艺术性思想性都不是很高。比较起来今天人们最熟悉的，是岑参那首，“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会背诵这几句的可能比会背杜甫那首的人还多，写景之语确实出众，塔的高峙和登临的感受，读者能比较容易地感受到，但最后落到登塔的感悟是“誓将挂冠去”，这五个字，我看有点做作，岑参30岁进士及第，35岁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登塔之前的一年，回到长安，就是要谋求仕途的发展，果然两年后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登塔正在他两次出塞之间，这年他38岁，说什么“誓将挂冠去”，你信吗？高适这年 51岁，三年前应举中第，授封丘县尉，登塔的时候，他是刚刚辞官回京，为什么辞官呢？因为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登塔之后就入了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为掌书记，他在登塔诗中抒发的是这样的感叹，“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意思是说我在这盛世啊，真惭愧比不上乱世的阮籍，他是不愿意替当局效力，周密布防不当官，我呢是当了官想效力却没有效力的因由，只能在这塔上纵情游览，输效就是报效，斯和焉都是代词这里，前两句是反用阮籍的典故，阮籍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末期朝局十分险恶，阮籍千方百计地躲避政治斗争的旋涡，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竟然大醉60天，昏迷不醒，这事终于没成，这个典故反用得倒是很巧，但含义也不过就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如此而已。我把这三首掰开揉碎地分析，就是为了和杜诗对比，把这三首的意思弄明白了，再去体会杜诗，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同时同题所作的几首当中，杜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其他三首望尘莫及，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广而言之，唐诗中写到大雁塔的有近百首，其中不乏好作品，如果我们拿音乐作比喻，不过是丝竹小调，而杜甫的这首则是大吕黄钟。当然，高适岑参绝对是唐诗大家，他们边塞诗歌的艺术成就，空前绝后，没人能比，但是这两人与杜甫，不在一个重量级。甚至你会产生一种错觉，明明是同一天登上了这座塔的人，似乎不在同一个时代，从而你也就清楚了杜甫生前诗歌不得流传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现在来看看杜甫“登兹翻百忧”，登上大雁塔忧的到底是什么。“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刚才我们讲过，这是以极度夸张之笔，写他在塔顶俯视所看到景象，实际上不论站到多高去看，山也不会变成碎片，但这是高度的艺术真实，真实在哪？真实在杜甫的忧思想象世界，真实在杜甫莫名的一种时代敏感，仅仅三年之后，盛极一时的大唐江山就真的成了碎片，安禄山反了，一乱就是八年。其实安禄山要反，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几乎与杜甫登塔同时，李白登上黄金台放声痛哭，为什么？他是到幽州习骑射，亲眼看出了安禄山的反迹，朝中一些大臣也不断向玄宗皇帝奏报安禄山要反，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安禄山本人看出来的，而杜甫没见过安禄山，也没到过渔阳范阳一带地区，他是从朝政的极端腐败从社会的严重隐患预感到大乱将至。而且大乱会对当时社会造成何种惨烈程度的破坏，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杜甫那样预见如此的清晰：“焉能辨皇州”，皇帝仓皇出逃，都城长安一片废墟，“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官员东奔西走不知所归，老百姓更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杜甫甚至预见到大乱一起，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各派政治势力勾心斗角各有所图，将使动荡迁延时日不能迅速平息，“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听到这儿，肯定有不少观众会说，你分析得也太牵强附会了吧？杜甫有那么清楚的预见吗？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你说得非常对。第一，我的分析确实“牵强附会”。可问题在于，杜甫同时代数不清的诗人数不清的诗，想要找来一首也这么“牵强附会”一番，还找不到呢，不信你就试试看。第二，杜甫确实没有那么清楚的预见，他要真是预见到了安史之乱，就不会在此前一年献什么“三大礼赋”，而会上一道明说大乱将至痛陈惨象将生的万言书，但是，那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杜甫是文学家，是诗人，他所具备的不是政治家的远见，而是艺术家的敏感。我有言在先，这是“杜甫莫名的一种时代敏感”，什么叫“莫名”，“莫名”就是说不清楚。杜甫以他特有的形象思维方式，描绘“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景象，发出“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的叹息，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竟然成了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变故的图谶和警报，而且竟然被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出奇地榫卯相叩。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可能清楚？他同时代的芸芸众生又怎么可能理解他的诗？杜甫的社会与时代触觉极其敏感，艺术审美追求超前，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读不懂他的诗，茫茫然不知所云，所以杜甫诗歌在当时得不到本应得到的倾听与呼应，这是杜甫的悲剧，更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剧。客观地说，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艺术史当中，这样的悲剧太少了，仅有限的几个，因为，以逻辑思维超越所处的时代，绝无可能，凡是这样宣传的都是骗人，而形象思维超前，超越同时代的人们，有可能，但其可能性也太小太小了，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说杜甫尽管对自己的某种预感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对于自己的那种不安与恐惧之所产生的由来，也就是朝政的极端腐败和社会的严重隐患，却看得清清楚楚。社会隐患问题，这节课讲不到了，我们借助杜甫的眼睛看看玄宗朝后期的朝政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杜甫的登塔诗中有这样四句：“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表面看来，这又是神话故事：回头呼喊古代贤君虞舜，只见他的墓葬苍梧山正是一片愁云惨淡；而可惜那位周穆王啊，还在瑶池与西王母饮酒，直到日落昆仑山。而实际上诗人这四句有着明确的隐喻所指。前两句怀念太宗时的清明政治，因为太宗是受内禅的，所以以虞舜作比，舜死葬于苍梧，这两句实际是说怀念太宗皇帝啊，可是他的昭陵上空满布愁云。唐代诗人，一直到晚唐，怀念太宗的诗句，非常之多。后两句很明显是比喻此时的唐玄宗不理朝政，与杨贵妃日夜游宴骊山，至于“日晏”两字，后人理解为暗示着大唐帝国已经极盛而衰，也未尝不可，至于这是不是杜甫的原意，我看用不着考虑，只是别硬说成杜甫的意思。在这首诗外，杜甫所亲见的朝政败坏更多了，都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有的也写进了他其他的诗歌。当时朝政腐败的总根无疑是在玄宗皇帝本人，唐玄宗李隆基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当了44年皇帝，前期励精图治，雄才大略，更兼善于用人，几十年间把大唐王朝推向极盛，盛到什么程度，今天不多讲，只说一条，人口，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50年间，从3714万增加到5291万9309，增幅达42.5％；后期耽于声色，朝政尽推给宰相，国是日非。天宝5年，杜甫匆匆从齐鲁赶到长安，为的是参加一次科举考试，谁知奸相李林甫搞了一个鬼花活，竟然一个都不录取，然后上表朝贺，说是“野无遗贤”，所有有本事的人都已经尽在皇帝的笼络之中，历来史家都这么说，近年有了新的认识，李林甫实际上是揣摩到了玄宗的心思，他不再需要象姚崇、宋璟这样的贤臣，杜甫、李白以及一大批盛唐时期有志文人的悲剧命运根源其实都在玄宗皇帝，他们想报效，但是皇帝不须要，从这一点来说，高适诗中“输效独无因”，确有道理。再一个例子，杨国忠为相后，独揽朝钢，排斥忠良，朝政更是混乱得一塌糊涂，投合唐玄宗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断挑起边界战争，可是几次败绩，尤其与南昭的战争，三次大败，前后死了近20万人，现在到大理去旅游，仍然可以看到“大唐天宝战士冢”，俗称“万人冢”，抗倭名将明朝万历年间云南总兵邓子龙有一首绝句：“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第一句为什么说“以捷闻”？那是因为，哪一次都是几万几万的人丧命，宰相杨国忠居然连续谎奏打胜了，而唐玄宗居然就深信不疑，朝政的腐败和暗昧，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由此朝廷兵力空虚，安禄山正是钻着这个空子发动了叛乱。这些杜甫看得清清楚楚，在他的《丽人行》《兵车行》当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至于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隐患，杜甫集中地写进了他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写这首诗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发动了叛乱，而远在奉先的杜甫并不知道，可是我们却能从他的诗中感觉到，诗人对于社会将发生激烈动荡人民将陷入水深火热的不安与焦急。这些就下节课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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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梦璃

谈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上节课我们讲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三年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中的诗句反映出杜甫凭着他诗人的敏感，凭着他对朝政和社会的敏锐观察，预感到大乱将至，甚至预感到大乱的惨烈程度，但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这只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形象思维之中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用逻辑思维方式能叙述清楚的，只能诉诸“秦山破碎”、“黄鹄哀鸣”之类的艺术形象。所以如果有人说杜甫先知先觉，预言了什么，警告了什么，那是无稽之谈。至于后人读他的诗发现哪些词句暗示了后来发生的什么什么，那是后人的事。但杜甫对朝政和社会的观察非常清楚非常深刻，这一点是肯定的，尤其是对于下层社会的观察，其清楚和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诗人，就凭这一点，杜甫写出了其他任何诗人不可能写的三吏三别等等被喻为“诗史”的不朽篇章。在读三吏三别之前，我们先读读写在安史之乱暴发同时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读杜诗，一定要好好地细读这五百字，如果没读过这一首，等于没读过杜诗，据我所知，喜欢杜诗的不少，读过这首的不多，那么就不知道杜甫最起码的东西。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全诗三大段，开头自述匡世济民的志向和志向不得伸展的愤懑；中间描写途中见闻，什么见闻呢？唐玄宗杨贵妃和达官贵戚在骊山游乐宴饮的豪华奢靡，而咫尺之隔就是冻饿而死的尸骨；末尾是到家之时小儿子已经饿死，诗人由此不是只抒发个人的悲痛，而是推己及人，想到比自己更为不幸的人们，为百姓的苦难而哀伤。我们不准备逐句串讲，今后也基本不串讲，因为这样的资料多得很，观众朋友们很容易找到。然而正象清代张溍所说，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那么，我们好好探究一下这五百字的精神，摘取若干句子，讲一些不是查资料就能查到的见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杜陵这个地方，有我这么个布衣，年纪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笨。
   杜甫的十三世祖晋代的名将杜预是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住在杜陵东南的杜曲，所以他自称杜陵布衣。“老大”，是慨叹，杜甫当时已经44岁，在古代，这个岁数可以算是老了，跟今天人们的年龄观念不同；而“拙”，说的是自己不合于时不容于世，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更有坚持自己意志的傲。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稷”，后稷，尧时的贤臣，是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舜时的贤臣，任司徒，掌管教化，推行文化教育。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暗自比为后稷和契这两位贤臣。
这是通过自嘲，陈述生平大志。杜甫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另一首诗中说得很清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在这里表达得更具体，就是要做象后稷和契那样的贤臣，去辅佐象尧和舜那样的贤君，给老百姓带来福祉，可是终其一生，他的政治理想也没能实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叹息之中，内心火辣辣地难过。
   诗人关心百姓疾苦，忧民情怀，感人至深。这一点，正是全部杜诗的精华所在，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被后代无数的诗人词家所继承，也被此后1000年里所有正直的士大夫官吏们所尊崇实践。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他们不会读杜诗，但是在客观上受到杜诗的慰藉和温暖。在新的时代和社会，那些爱民忧民的诗歌，才真正直接接触到了杜甫“穷年”所忧的“黎元”。在上个世纪的1962年，正值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纷纷撰文纪念，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300多篇，而且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大会，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生逢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不忍心掉头而去，永远离开。
   唐玄宗是不是“尧舜君”？回答很确定，历史证明他绝不符合历来儒家所描绘的“尧舜君”的标准，为什么我给“尧舜君”特别加上个定语“历来儒家所描绘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当中唐尧虞舜并不是一统天下的君主，充其量不过是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当时的原始社会也绝不象后世儒家以及近现代所谓“社会发展史”论说的那么美好，古今所有这样的讲述，一律没有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如果按照人类发展逻辑去推论，当时只可能比封建制比奴隶制更野蛮。但在唐朝的杜甫，他深信并且仰慕古代贤王尧舜，在他心目中，唐玄宗就是当世的尧舜之君。这里出问题了，咱们上节课所讲的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不是比喻唐玄宗不理朝政与杨贵妃日夜游宴骊山吗？今天讲的这首长诗中间一大段更是直接批判性地描写了骊山上皇帝、宠妃和大臣们的豪宴歌舞，这怎么解释？怎么还能说在的杜甫眼中唐玄宗是“尧舜君”？这要是展开论述，不是一节课所能容纳的了，简单说，第一，杜甫印象中的玄宗还是开元时期那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皇帝；第二，杜甫没有可能跳出“红颜祸水”的儒家传统认识的窠臼，在他的意识中所有罪责属于杨贵妃；第三，广而言之，任何一朝的士人可以否定乱臣贼子，却不可能超越传统的伦理秩序观念对当朝皇帝产生怀疑。而杜甫的忠君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诗中最能表现他忠君的，是这样两句：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葵花始终向着太阳，本性难以改变。
   杜甫把他的忠君，归为天性。这一点被历来士大夫们更尊崇，被历代最高统治者更肯定，杜甫“诗圣”之“圣”，真正的来源在这。今天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爱民”的杜甫形象，而尽量避免谈及他的“忠君”思想，很多论者，把“忠君”归结为“历史局限性”，但局限的根源在哪里？分析不多，似乎所谓“历史局限性”意思就是缺点，就是不足，其实未必。封建时代，是小农经济，非常的分散和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集权，皇权就是这个集权的最高形式。这和现代的大工业以至后信息时期不同，今天防止社会动荡的方法不是专制，专制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但我们现在说的是历史，打开二十四史去看，凡是皇权明确稳固的时候，社会就安定，百姓就还能维持哪怕是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皇权不稳固不明确了，就天下大乱，百姓就只剩死路一条。这就是儒家“忠君”理念的社会经济根源。封建时代的所谓“忠臣”，主观为了维护纲常，客观上，天下太平百姓就还能活下去。所以我们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忠君”与“爱民”是统一的，对于杜甫以及在这前后所讲到的一系诗人的“忠君”，我们这样理解。而杜甫的伟大之处，正是不止步于此，他的大量诗句饱含着对下层人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同情，更难得可贵的，这种同情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式的怜悯，而是感同身受，在很多诗句里，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与百姓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比如这样的句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朝廷分给臣子的丝绸织物，本是贫寒的女子织成；官吏们横征暴敛，鞭挞其夫，聚敛来进贡给宫廷。诗人对官吏们的横征暴敛，非常愤怒，象“鞭挞其夫家”一句，应该是来源于他的亲眼所见，据实披露，从语意的悲哀与无奈，我们看得出诗人的痛心疾首。而且“彤庭所分帛”也有事实依据，史书记载，天宝八载，国库充实，玄宗视金帛如粪土，经常大量赏赐贵宠之家，赏得最多的就是与杨贵妃沾亲带故的那几个人。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酒宴间，劝宾客品味驼蹄羹，又端上霜橙和香橘。豪门之家酒肉堆积变了味，路上横陈着冻死者的尸骨。咫尺之间就有如此的荣枯之异，我的心惆怅之极，实在无法再说什么。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只要提到杜甫，必然首先想到这两句，只要是描述社会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悬殊，最凝练最深刻的意象语言，也一定是这两句。而“路有冻死骨”，从全诗的叙事脉络来看，同样是杜甫在这个严冬自京赴奉先路上的亲眼所见，恐怕见到的不止是一具尸体，绝不是想象概括之词。我在上节课讲过，写这首诗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发动了叛乱，而远在奉先的杜甫并不知道，这路边的冻死骨，不是因为战乱，原因就在于咫尺之遥的朱门之内。在杜甫心目中当时还是盛世啊，他认为所生逢的皇帝是“尧舜君”啊，幻想和现实竟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杜甫心中能不产生强烈的震撼吗？
   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之前，杜甫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但是象这首这样鲜明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的，还没有过，若一定要算的话，可能仅只《兵车行》一篇，那是反对当时朝廷穷兵黩武的边疆政策，持同样反对态度的官员和士大夫很多，杜甫不是唯一的一个，尽管《兵车行》中提及社会经济遭到的破坏，在唐诗中是最早的，但毕竟只是听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还没有象“鞭挞其夫家”、“路有冻死骨”这样出自亲见亲闻的惨痛之语。为了说明杜甫所受震撼的强烈程度，我再摘取就在这“五百字”之前不久写下的两首诗当中的几句。这年秋，杜甫曾去白水县看望他的舅舅，作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明府就是县令：“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意思是说我舅舅的政绩超过古人，商汤年间那也是贤王盛世啊，尚且大旱频仍，而今天百姓却可以在弦歌声中饮酒作乐。就在赴奉先的上个月，杜甫授河西尉（在今云南河西县）不就，改右卫率府冑曹参军，作了一首《官定后戏赠》：“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这是何等气魄，“狂歌托圣朝”、“回首向风飙”，诗句仍然充满了盛唐诗人的狂放和骄傲。这些诗与“咏怀五百句”时间相差没有几天，可是心情相差却是天壤之别。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天柱折”，典出《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只见层层冰块从西面漂流而下，放眼望去，冰凌像山一样高，仿佛是崆峒山顺水漂来，真担心会撞断天柱啊！
   读到“天柱折”，是不是感到这又是在隐喻啊？我个人觉得，此时的杜甫肯定比他登大雁塔的时候更加清楚地感觉到国家形势的危急。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刚一进门就听到嚎啕痛哭，原来小儿子已饿死了。我怎能忍住哀痛，街坊邻居也为此而呜咽流泪。所惭愧的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不能养活他，致使这小小生命竟因无食而夭折。哪里想得到眼下大秋刚过，贫苦人家仍然有这样意外的悲伤。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杜甫不是高高在上悲天悯人，他就是百姓中的一个，亲身遭受着与百姓同样的苦难，他自己的孩子就是饿死的，这能不让杜甫对他原来所认为的盛世产生巨大的疑问吗？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我们这样的人家免交租税，也不用去当兵，然而思量自身的经历，仍是这样的辛酸，一般的平民百姓，当然是更加动荡不安。默默地思虑那些失去产业的人，还有那些远戍边塞的士兵。我的忧思啊，终南山一样高，连成无边无沿的一大片，无法收敛。
  诗人由自己的不幸想到社会的普遍不幸，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无疑具有这样的“仁者之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自诩，杜甫是一生也没达，但他却一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杜甫是唐代的大儒，儒家经典烂熟于心，他的理想世界是象孟子所描绘的那样：“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应该象《礼记"大同篇》所要求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没有看到真实的社会现状之前，杜甫甚至可能天真地认为，当时的盛唐天下已经臻于这样的大同世界，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然他怎么会得意地唱“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呢？而眼前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觉，竟然不止是孟子所批判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了，朱门里的肥肉多得吃不完以至腐烂发臭，一墙之隔的路边却横陈着冻饿而亡的尸骨。他更深知儒家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而不均到如此令人心惊肉跳的程度，天下还能安定吗？他熟悉商纣王“酒池肉林”的典故，那么这首诗中关于骊山上唐玄宗豪宴的描写是不是象过去有人分析的那样是类比影射呢？我以为杜甫不可能这样去联想，后人也从未把唐玄宗等同于夏桀商纣，那种分析不对。但是杜甫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朝政的极端腐败和社会的严重隐患，并且了解到当今皇帝被蒙蔽，沉溺声色而怠政，凭着他所谙熟的历代兴亡教训，必然感到一种大乱将临的焦急与不安，尽管这种焦急不为他的时代所理解，尽管这种不安不是政治家的预感，但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沉郁顿挫的五百字，简直就是安史之乱的警报在长鸣。</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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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梦璃

杜甫的“三吏”、“三别”

<div>   前两讲我们都谈到了安史之乱，那一场大乱所造成的破坏，其惨烈程度，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它的直接后果是藩镇割据，造成五代十国的动乱，北宋南宋300年的外患；甚至可以说它的灾难性影响至今犹存，要知道从秦汉到唐，黄土高原一带是我们民族文明荟萃之地，南方还是大片大片蛮荒的时候，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已经非常繁荣，在当时的世界范围之内，遥遥领先1000年，而今天却是待开发的西部，这样的一落千丈，就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如此严重的后遗症，不多论述，我们只谈在叛乱与平乱之中，无辜百姓的悲惨遭遇，从杜甫的诗歌去了解去体会那种苦难的深重。
   观众朋友可能还记得，我在前两讲提到，天宝十四年户籍统计全国5291万9309口人，五年后这个数字变成1699万0386，就是说八年安史之乱的前五年至少死了3592万8932人，（杜佑《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通典》，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作者是唐中叶宰相、史学家），为什么说“至少”？因为还没有计算被出生人口冲抵的数字，如果以出生冲抵老病而死，那么这3592万8932人全部是非正常死亡，每十人当中就有七个。如此可怕的数字，就是我上节课所说“天下大乱百姓就只剩死路一条”的根据。
   所以，大乱将至，杜甫忧心如焚，既忧国家将山河破碎，又忧百姓将流离失所，此时他的“忠君”与“爱民”还是基本统一的；而战争爆发之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得杜甫陷入两难抉择的境地，在他的诗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一方面支持唐王朝平叛战争的主旨和态度很鲜明，另一方面对于百姓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牺牲，尽管饱含同情，但已不是处于一样苦难的感同身受，而是有了距离，同情之语充满了困惑、无奈，有时甚至不得不违心。最能说明这些特点的诗作，是杜甫的一组名篇“三吏”、“三别”。
   观众朋友们初中阶段就读过《石壕吏》，一定最为熟悉，诗中的“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无疑表现了诗人对百姓在战争中惨重牺牲的同情，开篇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清代浦起龙说有“猛虎攫人之势”，也无疑表现了诗人对官府横暴抓丁的愤怒，但是透出了无奈，没有办法。所谓“邺城戍”，指的是此前一年官军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围攻叛军；而转过年来，杜甫写“三吏”、“三别”的时候，官军刚刚突遭大败，战局逆转，非常危急，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官府拼命抓丁。在这种形势之下，杜甫的心情和态度能不矛盾吗？出于爱民之心，他当然反对不管老幼一律抓来送上战场，可是壮丁已经抓光了，而洛阳、潼关一线又不能不守，你说怎么办？于是“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竟然让一个老太太走上了平叛的战场。读到这儿，我们简直说不清楚这是对官吏抓丁的激愤呢，还是对百姓苦难的同情，或者竟如有人分析的，表现了人民深明大义支持正义战争？
   我刚才说杜甫此时的同情之语充满了困惑和无奈，是与战乱之前相比。那个时候的同情没有困惑，人民苦难的根源很明确，就在于朱门的豪赊挥霍，就在于朝廷的穷兵黩武；那个时候的同情有奈，有办法，就是讽谏皇帝减轻一点百姓的徭役赋税，不要擅举边界战争，当然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另说，总之有办法把他的内心痛苦化为某种行为方式。而组诗“三吏”、“三别”不同，人民苦难的根源固然在安史发动的叛乱，但这几首并没正面描写叛军的残暴，除了《潼关吏》而外其他五首写到百姓的苦难，直接原因都是官府抓丁，而抓丁是为了平叛，不同于《兵车行》中“武皇开边意未已”那样的非正义战争，面对这种情形，诗人怎能不困惑？再直白一点解释，杜甫的同情，到底是倾向于百姓的被抓，还是倾向于官府的不得不抓？说得清楚吗？再看他的无奈，这五首诗中，杜甫或者是极力安慰百姓，说一些他自己都未必相信的话，或者甚至违心地虚构深明大义的人物形象，背离他多数诗歌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这是诗人缓解内心痛苦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说到杜甫极力地安慰百姓，我主要是指这一组诗中的第一首《新安吏》。为了更深理解《新安吏》和组诗中的其他篇目，有必要把刚才简略提到的“邺城戍”做一点补充介绍。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冬，名将郭子仪收复了长安和洛阳，然后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镇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城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引漳水灌城，城中断粮，一只老鼠卖四千钱，正是破城良机，但因为昏庸的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不设统帅，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没有统一指挥，以致坐失良机。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到了，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叛军展开激战，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混战中双方均遭重大损失。郭子仪退向河阳（今河南孟县），保卫东都洛阳。杜甫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司功参军任所，沿途耳闻目睹了这次惨败后人民遭难的痛苦状况，经过艺术提炼，写成组诗"三吏"、"三别"。很明显，皇帝不信任领兵将帅，派了个太监在军中监督，是战事失利的根本原因，由此造成百姓更深重的苦难，杜甫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他的诗中对此有意含糊其词，明显是在回护新上台的皇帝唐肃宗，所谓为尊者讳。
   华州就是现在陕西华县，杜甫由洛阳回华州，是一路向西北走，依次经过新安、石壕、潼关。我们读读《新安吏》，看诗人怎样安慰百姓，怎样回护肃宗。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客人走在新安道上，听得点兵的喧叫声。借问新安的县吏，是不是县太小，已经没有成年的壮丁？这里省略了半句“只有些孩子啦？”这话问得很尖锐，因为朝廷在天宝三年改户籍制度，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三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兵役，虚岁十八，周岁也就十六七，半大的孩子，县吏拉来当兵是犯法的。县吏怎么回答？昨夜军府下来帖子，没有成丁了，挨着往下选中男送去。原来不是县吏胡作非为，是领兵的将军就这么下的命令。杜甫无话可说了，只是好象喃喃自语地问，中男太矮太小了，怎么能守王城？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既是同情可怜这些孩子，也是担心，靠这些孩子能守得住洛阳吗？这回县吏根本不搭理他了，杜甫只好呆呆地望着，胖男孩还有母亲相送，瘦男孩独自孤苦零丁。怎么没有父亲送？言外之意他们的父亲早都被抓走上了战场，也许已经战死了。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一直站到了黄昏，白水东流，青山好象还带着哭声。这里很明显是对百姓深切的同情，但是充满了困惑；仗是要打，叛必须得平，那就应该把未成年的孩子也抓来送上战场吗？杜甫内心肯定这样自问，可是他能有答案吗？回答应该，不人道；回答不应该，不应该又怎么办？就让洛阳城再陷贼手，就让叛军得势天下乱个没完？怎么回答都不行，两难抉择。下面几句是劝慰之语，最能表现诗人的无奈。他劝慰的是谁？是那些孩子吗？去吧，好好打仗，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他劝慰的是那些痛哭着来为自己孩子送行的母亲们。我们看看诗人是怎样劝解怎样安慰的：不要把眼睛哭干了，收起你们纵横的眼泪吧，就是两眼哭干露出骨头，天地终究是无情的呵。对这样的劝解，怎么评价？依我看四个字，苍白无力。这里要说明，对这四句的溢美之词多得很，我讲的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官军新近的这场惨败，杜甫这样向百姓解释：我军要攻取相州（相州的治所在邺城），眼看早晚就能平定战乱。谁知贼情难料，敌我两军军营各自溃散。邺城之败，杜甫应该知道是责任就在于皇帝，却偏说成因为叛军狡猾，含糊其词，明显出于他的“忠君”，而这样的“忠君”与他一贯的“爱民”根本不搭界了。再往下，对为自己孩子送行的母亲们的安慰更是叫我们无法评价：你们的孩子参军后，在离旧阵地不远的地方取用存粮，操练也在洛阳附近。挖掘战壕还不到出水的深度，放马的差使也很轻松。怎么说呢？真无法评价了。这么办吧，不必问那些孩子们的母亲，也不必问你我，咱们就问杜甫本人，你能相信自己说的话吗？若论无奈，杜甫这可真是无奈到家了。其中所谓“练卒依旧京”，他可能知道怎样训练吗？恐怕只是源于《论语》：“民不教而战，是谓弃也”，从而一相情愿地认为还不至于未经训练就投入战斗。其余对百姓所有的劝慰之语，只有一句还算说得过去，“况乃王师顺”，王师平定叛乱，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是正义之师。但是，正义之师就可以把未成年的孩子拉倒战场去送死吗？
讲到这儿，可能有观众朋友会问，上战场就一定送死？也许打胜了呢？那么我们先看看敌我双方情况。安史叛军是北方胡人，那是在大草原跟豺狼野兽争夺生存空间的民族，它所有的男人都是战士，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稍微瘦弱一点的，早被残酷的自然环境和更残酷的部族争斗所淘汰，剩下来的，个个身经百战九死一生；而中原地区已经是上千年的耕读文化，穷文富武，只有极少数富贵人家子弟才舞枪弄棒，而且当时除了边界一线，内地已经百年无战事，“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现在大乱突起，鼙鼓震天铁骑动地呼啸而来，守卫州府的士兵吓锝纷纷栽下城头，史书记载“众闻鼓声，自坠如雨”，职业军人尚且如此，那么临时抓来的壮丁中男又当如何？他们昨天还是只知道种田纳税的农民，只知道打柴拾草的孩子，今天就面对闻惯了血腥气味的敌手，不是送死是什么？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六月初四哥舒翰领兵20万出潼关，在河南灵宝与安史叛军作战，大败，20万人或死于刀箭，或沉溺黄河，逃回潼关的又坠落两丈宽一丈深的壕沟，三条这样的大壕沟都填满了，后边的踩着尸体过去，只剩了8千人，六月初九潼关陷落，也就是说五天之内，19万人丧命。这是败仗，当然有胜仗，歼敌数字有记载，几处都很明显；唐军死伤多少没查到，可能有，但我没查到，这至少说明，只要打胜了，士兵死了多少无所谓，所以不记录，或者记了也让你找不着。自古有“歼敌一万自损三千”之说，对胡兵，恐怕不止这个比例。更何况中国军事将领都遵循兵法中最残酷的一条“兵置死地而后生”，就是说利用士兵最可怜的求生欲望，逼着他们去拼命，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唐末诗人张蠙《万人冢》：“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这就是所有那些壮丁和那些未成年孩子们的唯一可能的归宿。
   我们从《新安吏》看到的，是杜甫的困惑和无奈，是他劝慰之语的无力与苍白，观众听到这，可能以为我是否定这首诗，恰恰相反，我要说越是苍白无力，越是体现了杜甫的仁者之心。试想，如果完全站在唐王朝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都势所应当，他又何必困惑无奈？解释起来也就理直气壮，而现在却是有点理屈词穷的意思，说明他即使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也感到理亏，因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统治阶级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王朝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百姓，得到只有无穷无尽的压榨，现在却要为它牺牲，完全是因为有这么个王朝还可受压榨，没有了想受压榨都不行，是百姓在“做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两者之间的唯一选择。从皇帝到将军正是利用百姓这种别无选择的处境，将战争灾难全部加到他们头上，把他们拉到战场去送死，拿至少是3592万8932条活生生的性命换取了唐王朝的苟延残喘，这个就是安史之乱终归平定的实质。杜甫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因为他去世30多年以后，杜佑的《通典》才成书，但是我们从诗句的“苍白无力”，看到了杜甫面对所有战死者的惭愧和不安，这已经超越了所谓仁者之心，而上升为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敬畏。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把杜甫的“三吏”、“三别”看作是献给当时所有因战乱而死的几千万人的挽歌。还是要强调，这不是杜甫本意，是我个人的观点，完全可以否认；但是，在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当中，一死几千万的情形有过，而“三吏”、“三别”没了，这是事实，谁能否认得了？仅凭此一条，杜甫就可以让与那几千万同时的所有诗人丧尽资格！
   刚才我还说到，杜甫甚至违心地虚构深明大义的人物形象，背离他多数诗歌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指的是“三别”。当然，象《无家别》里“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这样的诗句，无疑不愧“诗史”之称，尤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已经没有家了，还要被抓走，这样的百姓怎么当？是把现实中乱世百姓的苦难写到了极尽，可是《垂老别》中那位“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大义凛然的老翁，恐怕缺乏可被描摹的真实人物来源。特别是《新婚别》中那位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其实只存在于是杜甫的想象，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

    兔丝附蓬麻， 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 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 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 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 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 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 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 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 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 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 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 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 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 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 与君永相望！

   这首诗最具汉乐府古诗的风味，采用独白形式，从头到尾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艺术水平是“三吏”、“三别”组诗中最高的一首。人物属于浪漫主义的典型，不属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现实主义对人物和情节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不必曾经存在，但是可能发生，而这位新娘和她的话语，恰恰是当时不可能存在和发生的，别的都且不论，仅凭那一番谈吐的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没有相当的文化程度，不经严格的语言训练，不可能达到，不会出于一个没有受教育机会的民女之口。所以我说她只存在于是杜甫的想象。他之所以如此想象，是因为在杜甫的心目里，人民，就是这样的美丽、善良、深明大义。</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