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他的迁谪诗【云扬系列诗歌电视讲座讲稿】

柳梦璃

这节课，我们从一代文学宗师韩愈一首著名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讲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一封朝奏九重天”，指的是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派人从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法门寺迎取佛骨到皇宫供奉，顿时引起轰动，“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百姓放弃了正常的生业，有的倾家荡产跑到凤翔，跪地拜迎，甚至有人砍断胳臂，或者在头顶上烧香。对皇帝这样一个造成社会混乱的决定，当时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惟有刑部侍郎韩愈挺身而出，上了一道《论佛骨表》。这篇奏章，写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先说上古和商周之际，贤王圣君年皆百岁，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然而中国未有佛”，“非因事佛而致然也”；然后对比，汉以后佛法传入，可是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后更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只有一个“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唐宪宗一看，你这不是咒我吗？勃然大怒，要定韩愈死罪，多亏宰相裴度、大臣崔群等官员求情，总算免掉死罪，但要贬他到离京师七千六百多里外的广东潮州，当时那里一片蛮荒，瘴气瘟疫流行，是少有生还希望的地方，这就是“夕贬潮州路八千”。为了替皇帝除掉劳民伤财的荒唐事，“欲为圣明除弊事”，这个皇帝再糊涂昏庸，当朝的大臣也得说他圣明，表中就有“圣明”“神圣英武”， “肯将衰朽惜残年”，怎肯爱惜我衰朽的残年，这个时候韩愈52岁了。韩愈一生坚守儒家正统，反对佞佛，尤其反对以朝廷政令推广佛教，而这次更是为了防止社会混乱，让百姓能安居乐业，他才冒死上疏，所以他对非罪远谪虽然愤慨，但丝毫无悔。当他走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同行，为了一路护持他南行。“雪拥蓝关马不前”，看来当时的山陕高原大雪封山。“马不前”，出自古乐府“驱马涉阴山，山高马不前”，立马蓝关，漫天大雪，韩愈此时既有坚信自己没有错，老而弥坚，刚直不屈的气概，又有为付出惨痛代价的悲愤。“云横秦岭家何在”，秦岭指钟南山，回看秦岭，漠漠云横，家在哪里，已经看不见了。唐代政令，贬诏一下，即刻就得登程，不允许告别家眷，家眷随后遣逐出京。韩愈最担心的是小女儿，只有12岁，体弱多病，能经得起恶吏惊吓和旅途劳顿吗？果然，这个孩子离开长安不久，就死在陕西商县的层峰驿，临死父女都不可能见上一面。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 后来韩愈在一篇哭女之作中写道：“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云横雪拥，境界雄阔，大气磅礴，但它背后竟是如此悲惨的故事。尾联“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 ：“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韩愈活用典故，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 ，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集中表现了韩愈忧国爱民的思想和感情。

韩愈正月十四启程，至三月二十五到达潮州，共71天，我们算得出来，平均一天要走100多里，（这在唐代是有制度的，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资治通鉴》说自"流贬者多不全矣"，后来放宽了。）如此漫长的迁谪行程,对于古代一个52岁的老人来讲,实在过于沉重和残酷，可是韩愈仍然用诗篇记录抒写了一路上的见闻和感情波澜。行至商洛县东武关，适逢吐蕃囚犯流配南方，诗人吟道：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

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这里固然有他身不如囚之感，又何尝不是宽慰那些囚徒呢？过泷水,诗人从泷吏之口知道了潮州的险恶：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他还没到潮州，就已经开始了解那里百姓的疾苦。果然韩愈一到任，着手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驱逐长期危害潮州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溪中的鳄鱼。此事，不但有韩愈的一篇《祭鳄鱼文》传世，收入《古文观止》，而且在新旧唐书都有记载，可是我们读起来，有点象神话：

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一篇《祭鳄鱼文》当然不可能驱除鳄患，我猜想，还应该有具体措施，只不过史书没记载。我们看到的是，韩愈蒙贬谪之冤，怀丧女之痛，经八千里奔波，于此身心俱惫之时，刚一上任便着手治理民生所系的大事，其积极用事、不惧邪恶的精神，其忘怀个人忧戚得失、以解除百姓疾苦为己任的为官风范，让潮州人民深深记取。从此，民众改“恶溪”为“韩江”。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代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写的一副对联：

辟佛累千言，雪拥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可见潮州人对韩愈驱鳄的感激。

韩愈在潮州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兴办学校。韩愈本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和儒学大师，他自己也曾做过朝廷管理教育的国子博士，深知教育的重要，努力改变当地文教落后的情况，写下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官方文书）》，并慧眼识人，任命“潮州唐宋八贤之一”的赵德为海阳县尉，主持州学，陶范潮风。他还“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潮州请置乡校牒》）。此后，潮州文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好学崇文的风气日盛。更为重要的是，韩愈以自己的文化魅力和捐俸兴学的义举，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治潮者。历任州郡长官，无不以韩愈为师，以兴学为首务，使得潮州英才辈出，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孔子为鲁人，孟子为邹人，故称文教鼎盛的地方为邹鲁），现在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韩愈在潮仅仅七个月，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十月二十四日量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却影响了千余年。贬潮，对韩愈而言或许是不幸，但对潮州百姓而言则是大幸。一千年过去了，这位文化巨人在潮州留下的印痕依然清晰深刻，有诗句说“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像韩江、韩山，韩祠橡木、昌黎旧治、昌黎小学等等，仅有的一所大学叫韩山师范学院，一处处都在述说着潮人从古到今对韩愈的敬仰。宋时就建在韩江东岸笔架山麓的韩文公祠，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韩愈祠。正殿柱上是清代道光年间惠州知府杨希铨所撰的对联：

     原道开理学渊源，吏部文章，长昭日月；

辟佛作中流砥柱，孤臣羁旅，独占江山。

还有一幅流传更广的对联，可惜撰者佚名：

     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 安得先生到此；

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在潮州的历史上，曾经来过南宋的小皇帝，也来过数不清的达官贵人，但他们都是匆匆过客，并没有给潮州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唯有韩愈如此深入人心，影响历时愈久愈明显呢？原因应该在于现已看不到的一幅对联里，据说曾悬在祭鳄亭：

不为一已求安乐；

唯望众生解倒悬。

韩愈的这种唯望众生解倒悬的爱民思想是一贯的。他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他“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十二岁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少年韩愈随其兄读书，孔孟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儒家“经世致用”、“解民倒悬”的理念，在他的心中早早地就扎下了根，而且坚持一生，当代学者冯友兰认为“韩愈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   

    韩愈真正作官很晚，25岁中进士，但在唐代，这只是具备了入选官员的资格，还必须经过吏部的博学鸿辞科考试，才能授以官职，他三次考试都没通过，直到36岁才担任了八品职衔的监察御史。可是，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因为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长官京兆尹李实，却为了讨好唐德宗，一味压下谄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天灾加人祸，人民生活困苦万状。韩愈向德宗上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庭减免赋税。可是，德宗皇帝听信他的宠臣李实的谗言，嫌他直言多事，贬到连州任阳山县令（在今广东西北），这是韩愈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挫折。两年后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

在去江陵的路上，韩愈作有这样两首诗，一首是七言绝句《湘中》：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

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凭借吊祭屈原来寄托失意之感，就成了迁谪诗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凭吊，反倒写无处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渔父”几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诗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前两句如按通常章法，应首先点出汨罗江名，然后形容江上景色，“自古流传是汨罗，猿愁鱼踊水翻波”，但这样语意虽然顺畅，却平淡无奇，流于一般写景。现在诗人运用倒装句法，突出了江景：山猿愁啼，江鱼腾踊，湘波翻滚，一派神秘愁惨，正好是诗人心境的写照。“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绿蘋和水藻，屈原投江的遗迹荡然无存；当初贾谊还能投书一哭，今日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这是活用楚辞中关于“渔父”的典故，含蓄地抒发了那种无端遭贬的悲愤心情。空灵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之中，寓有凄楚哀切之情和激昂跌宕之势，把探怪求新的特点和传统的表现手法成功地揉为一体，体现了韩愈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深厚造诣。

另外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是长篇五言古体，可是按近体押韵，洋洋洒洒一百四十句，一韵到底。我们节选两段，一段写到前年关中大旱时灾民的惨状：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

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韩愈上德宗的奏折《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可以和诗对照：

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实，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

另一段，是述说遭贬上路时的情形，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见韩愈贬潮州时也是这样上路的：

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

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黾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

明代蒋之翘说：“此诗详切恳恻，其述饥荒离别二段，亦仿佛工部”；

    清代朱彝尊评这首诗：“近《北征》，其笔力驰骋，亦不相上下”；

    民国程学恂说：“直从《九歌》《九辩》来”。

    为什么说“直从《九歌》《九辩》来”？就是因为韩愈的道德文章，直接继承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这样一种视民如伤的情怀和追求理想坚守道义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