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历史的记忆（优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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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故居（潇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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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龙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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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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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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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龙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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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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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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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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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先顶了再看

 

净土莲社

 

 

朱光潜故居

 

刘邓首长南下住所

 

二野渡江司令部旧址

 

 

半山阁

 

水、你、我

N年前去过大石板

闲说桐城历史人物之五（左光斗）

 

铁骨铮铮的左氏诸公

     晚明政治的黑暗，到天启朝，已达登峰造极。这黑暗的源头无疑是阉宦当权。在中国古代史上，每当皇权衰落之时，便是阉宦和士大夫两大集团争权夺势之际。宦官和士大夫仿佛是天敌，在宫廷之上，在皇帝座下，围绕着国事政事或者皇家内事，他们总在不断争斗着、互相钳制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制衡他们的是皇帝，皇帝若是懦弱无能，便只好成为一方的傀儡。

     天启朝阉宦集团的代表是魏忠贤，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是东林党人。在这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魏氏集团占了上风，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六君子惨案”。

     当一个大字不识的乡间无赖，中年自宫的赌徒太监被权力膨胀到“九千岁”的时候，许多曾经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已经堕落成了蝇营狗苟之辈，他们跟在魏忠贤后面摇尾乞怜，狺狺作势，成了宦官集团的豢鹰走狗。有史家称此为“晚明士大夫的集体无耻”，“当是时，欧洲人正在向亚洲美洲侵略扩张，后金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起云涌，明政府的几乎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变态般地谄媚。”

     这谄媚包括向魏忠贤跪拜奏事，山呼九千岁，包括全国各地争相为魏忠贤建生祠，更有甚者，要“以忠贤配孔夫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史家这样分析“在宦官当权的闹剧里，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也像宦官的身体一样被阉割了。”

     当然在这集体无耻和精神阉割中，仍然有人独善其身也有人挺身而出。东林党人就一直与阉宦集团势不两立。六君子便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六君子者，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是也。其中的左光斗即是安徽桐城人。

左光斗，字遗直，一字共之，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由中书选授浙江道御史，后升任左佥都御史。在御史任上，左光斗一贯仗义执言，尤其与副都御史杨涟公忠一体，深孚众望。然而在那宵小当道的朝堂之上，他们的公忠行为也招来了许多权贵者的忌恨。

     天启四年（1924）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气得魏忠贤暴跳如雷。紧接着，左光斗又草拟了魏忠贤三十二该斩罪。这还了得？！左光斗的奏章还未送出，东厂的鹰犬已经侦知。于是魏忠贤当即将他罢官回家：看你无官无职，还有什么资格上奏章？

     仅仅罢官当然不能解“九千岁”心头之恨。于是经过一番罗织罪名，将杨、左并东林六君子统统逮捕下狱。天启五年（1625）七月，六人未经任何法司机构审理，全部在东厂监狱中被残害致死。

     关于他们的惨案史书多有记载：内阁中书汪文言本是一小官，只因他与左、杨等人走得近，便将他捉去严刑拷打，逼他“揭发”左光斗等人受贿误国，造成边防失守。明朝锦衣卫折磨人的手段是出了名的，汪文言吃打不过，说“罢罢罢，反正我的口遂不了你的心，任你巧为口供，我都认了便是。”于是一份早已捏造好的口供摆到了汪文言的面前，汪文言一看，是说杨、左等人受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而此时熊廷弼已因边关失守被关押在狱，即将处死，熊一死，此受贿案当然就死无对证了。汪文言怎么也没想到要他画押的口供竟是如此卑鄙无耻，他悲声高叫：“天乎！冤哉！如此诬陷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可是由不得他不承，他被强行画押，然后活活打死。

     “原告”已死，不能再言，而身系重狱的“行贿者”熊廷弼听说此事，更是好笑：“杨、左两人乃皆前日劾我者也，何以余为通贿？”

     然而一切本就是莫须有的，熊廷弼不承认行贿又有何用？魏氏集团本就没打算让三法司来审理此案。他只需授意锦衣卫将他们害死在狱中即可。锦衣卫有一套所谓“全刑”：笞杖、枷锁、脚镣、手钮、夹棍、拶指、压膝、断脊、刺心、剥皮。这些变态的阉人们，难道能够在这种折磨人的酷刑中获得自身被宫的某种心理补偿？史载六人在北镇抚司（属锦衣卫）受尽各种酷刑，肌肉腐烂，筋断骨裂。顾大章受刑不过而自尽，其余五人均被残害致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而关于左光斗的惨状，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写得活灵活现：“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也。”尽管如此，而当史可法化妆成掏粪人去狱中探望老师时：“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方苞所写之事，是听他父亲方仲舒说的，方仲舒是听方文说的，方文是左光斗的女婿，关于狱中之事，是听史可法亲口说的。当是第一手资料。

     左光斗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但面对史可法的冒然涉险，他仍然怒火中烧，斥责他不顾国家重任。他不要这样的私情，他要他做天下支柱。所以，当清军长驱直入，明王朝终于忽喇喇大厦倾的时候，史可法一柱独立，虽无能支撑住腐朽不堪的大明江山，毕竟完成了一个抗清英雄以身殉国的民族形象。

     《左忠毅公逸事》写的就是史可法和左光斗之间的师生情谊。史可法赴京赶考时，是个穷苦书生，无钱住客栈，只好寄宿郊外古寺中。那时左光斗任职京畿督学，一个风雪严寒的日子，左督学微服出行，入寺游玩，看见一书生伏案而卧，身边一篇文章墨迹未干。左督学悄悄拿起文章一看，竟是一篇妙文。于是对这个贫穷书生心生怜悯，解下身上的貂裘轻轻覆在书生身上。转出来，问寺中僧人，知此人是来京应试的士子，名史可法。待到考试时，史可法果然考了个第一名。等到史可法来拜谢座师时，左光斗引他入内拜夫人，对夫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一对相知师生，两个铁血汉子。只是在晚明那乱世和末世，他们的抱负并未得到施展，双双死于盛壮英年。一个死于朝中阉宦，一个死于外族兵刀。

     其实左光斗的儿子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碌碌”。他有四子分别名为国柱、国栋、国林、国材，皆是饱学之士，被时人称为“龙眠四杰”。他们也像其父一样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崇祯朝时，魏氏集团覆灭，东林党人一度东山再起。“六君子案”也平反昭雪，左光斗被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建专祠。然而明朝已经腐朽不堪，任谁都回天无力了。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七年，这是内忧外患的十七年。在这忧患之中，复社诸生与阉党余孽继续斗争着。左国柱们是复社中的干将。

     除了国柱兄弟，还有左光斗的七弟光先、八弟光明都曾在崇祯朝和南明小朝廷做过官，他们同样是些篾视权贵的铁骨汉子，一直与阉党余孽势不两立。所以，当崇祯朝覆亡之后，南明小朝廷又成了阉党余孽的天下，左光先、光明、国柱、国栋们又受到了马、阮集团的政治迫害。

     左氏诸公，皆是铁骨铮铮的硬汉。桐城史籍所载，不止起自光斗。其实光斗的曾祖父左麟就做了一件堪称侠义的壮举。左麟，号松坡，字天祥。明成化年间，桐城地方芦苇课税过重（想必那时芦苇在桐城占有一定的经济份额），许多贫家交不起税到处躲藏，到了除夕年关回到家中，往往还被逮进监狱。左麟总是出资帮他们交税，没钱了，卖田卖地帮他们交，田地卖完了，又借贷帮他们。可是，课税年年有，头年的债还未还清，第二年的又来了。他想这样不是办法“代输课，无已时，岂若撞登闻鼓刎颈阙下吁减课邪？”他决定要去告御状，请求减税。于是北行进京，写好状疏，准备闯殿了。同行的家仆左恩却偷偷将状疏藏在自己怀里，对左麟说：主人你不可死，若皇上问起课税事，必得你来讲清其中的积弊。就让小仆代你击鼓上疏，以身受死吧。原来真如戏台上演的，若告状，先吃一顿杀威棒。就这样，左恩怀疏到午门伏阙，死于交戟之下。事惊朝廷，皇上召见，左麟将芦税过重，民不堪受之事一一奏来。最后结果，减税百分之三十。左麟办成了这件大好事，回乡后，乡里人都对他感恩戴德。听说他这一趟告御状，前后化费了上千两银子，有人便资助了三百两银子给他，他收下了这银子，却又用这银子造了一座桥，方便行人。

     光斗的父亲人称左太公，名出颖，字韬甫。史载“太公有大略，喜怒不形，处嚣若寂，在险若夷。”左出颖是个秀才，喜读史，曾著《读史拾余》，阐述历史上阉党之祸。光斗中进士后，太公即将此书送给儿子，勉励其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直臣君子。左光斗被祸之后，太公虽然心中悲愤，然而也只是默默流泪。直到光斗平反昭雪，建祠安牌，重新祭葬之后，太公才仰天大恸。大恸之后，说：“我今天可以死了。”于是端坐而逝。年已八十四岁。

     左氏一门，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不仅在朝者是，在野者也是；不仅主人是，奴仆也是。为国为政，为乡为民。可捐躯，可殉道。

     读史，读至此，令人唏嘘。击节！

     左忠毅公祠址在桐城城区北大街，桐城中学院内。

（一）桐城巾帼诗人

明清两代,桐城文风鼎盛,诗歌创作亦经久不衰。在众多诗人中,女诗人近百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诗坛五姊妹"。她们是方以智的大姑方孟式、二姑方维仪、堂姑方维则、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这五位女诗人常常唱和于“清芬阁",形成桐城最早的名媛诗社。《明诗综》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等诗集中,都选有她们的诗作。

　　方维仪婚后不久,夫死还家,从此守志清芬阁中,潜心诗画和亲诲侄儿以智。堂妹维则亦孀居归宁,与维仪过从甚密;大姐孟式常回家探望;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令则也都喜爱诗词。这样,方、吴姻亲中的诸娣姒常聚首一堂,吟哦推敲,并尊维仪为师。维仪诗风一洗铅华,归于质直,清代学者朱彝尊说她的作品很似孟郊。她的七卷诗作《清芬阁集》,《明史·艺文志》有载。除诗坛五姊妹外,其他较为著名的还有方御、陈舜英、张莹、吴坤元、张令仪、方筠仪、张淑媛、方静仪、方若徽等人,她们都有诗集传世。桐城巾帼诗人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诸如时事人物、历史事件、个人身世、朋辈交游、山水田园、男女情爱、生活琐事等,都有所反映,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在封建礼教恶性膨胀的明清两朝,

　　桐城女诗人以诗名见知于世,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有力挑战

（二）康熙数联赐张英

　　清朝康熙帝玄烨统驭天下六十一年,以其文韬武略,开创了“康乾盛世\',·堪称千古一帝。张英官居宰辅之位,常傍君侧,应对得体·深受康熙器重,誉其具有古大臣风范。朝中典语辞章，多出其手。康熙四十一年(1702),张英年老归里,闲居城内“五亩园及龙眠山“赐金园,,内,含饴弄孙,怡然自得。康熙十分挂念这位老臣,常向张廷玉垂询其父近况,并书数联赐予张英。其一云:“诗书乃立身之本,孝弟为制行之原"。此乃张英归乡后第二年所赐,联含浓厚的伦理说教色彩、典型的谕下口吻。
其后两年,康熙的赐联均浸染着闲适与悠远的情调,没有了君主的威严,倒象隐士谈禅,农人夜话。它们分别为:“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远处尘埃少,闲中岁月长。"“梗稻年年观获乐,子孙世世读书声。"可以想见,康熙作联时,是加入了自己的想像和感悟的。赐联的同时,康熙还赐予张英“秋水轩"、“双溪。“种花处”、“谦益堂"、“藻静”,等数方匾额。其恩待张英之心,由此可鉴。

（三）戴名世罹难《南山集》

康熙四十八年〈1709〉,戴名世在殿试中高中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官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素喜放言高论,指斥朝政，臧否人物,朝中诸公皆畏其口,心存疑忌。康熙五十年,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其直接证据就是戴名世门人尤云鄂于康熙四十年(1701)为其刊刻的《南山集》中所收《与余生书》。在这封信中,戴名世沿用了南明诸帝的年号。此外,书中还引述了同乡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有关南明的史实。康熙帝览奏,勃然大怒。他本就有“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的感觉,现天下承平,正可借此整饬“异端”，以收监谤防口之效,遂下旨严查,时达两年之久,最后御裁:戴名世处斩,方孝标剖棺戮尸,凡为《南山集》作序、刊刻、贩卖者,均处流刑或入旗籍。此案株连数百人,为有清一代最大文字狱。自此，天下文人噤若寒蝉,避谈国事,以免招杀身之祸。
　　（四）姚鼐拒和《麦饭诗》

　　姚鼐先祖葵轩,有一年过年刚吃过麦饭,即被拉去当差,于是做了一首《麦饭诗》:“四十年来光景殊,磋跎岁月意何如?儿童五六饥寒迫,生计萧条事业孤。灶火炊余蒸麦饭,柴扇掩罢昕征呼。重重乐事人间有,寥落凄凉似我元。"葵轩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先后被录为学官子弟,两个孙子中了进士,同到葵轩坟前祭奠,均和诗一首,告慰先人。久而久之,相沿成习,祭坟和诗就成了姚家中举人、进士之后的必行规约。

　　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中得进士,便与伯父姚范、父亲姚淑一行上坟祭奠。祭礼后,姚鼐将《麦饭诗》朗诵完毕,父亲即等他献上和诗,不料姚藕脆在地上满脸通红,沉默不语,伯父心下狐疑,他知其很有诗才,今日迟迟不能启齿,必有原因,便问姚鼐。姚鼐说:“自老祖宗归天以来,和诗数百,后人怎能出奇翻新,脱其窠臼?昔韩子倡导,作诗为文,唯陈言之务去,而我等却在《麦饭诗》的樊篱中谱陈词,弹老调,如此代代相承传,何能实现先贤雅训。况和诗并非葵公原意,推愿遗训,旨在勉励后代为官恤民,否则诗如李杜,仍是姚门不肖子孙,不知大人以为然否?"这番话说得父亲缄默无言,伯父频频颔首。姚家上坟和诗规矩从此废止了。

（五）姚藉登泰山

　　《登泰山记》是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力作,享誉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其文诞生,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辞官归里。一路风尘,进入泰山之境,便决定顺道拜访昔时好友,时任泰安知府的朱子颍。故友重逢,不亦乐乎!言谈中,朱氏先颂姚鼎功德、文名,后炫耀自己治理泰安之功。因朱氏为政口碑欠佳,对此姚藕早有所闻,故笑而不应。后朱氏殷勤邀请姚鼎登泰山观日出,姚鼎乐而应之。

　　翌日他们登山观景,不知不觉来到历代帝王封禅祭典之处。当看到众多功德石刻时,朱氏怦然心动,试探道:“历代帝王名士均与泰山结缘,以墨宝与泰山同寿,姬传兄是否亦撰文镌刻于泰山巨石上?"言谈中,分明是想姚鼎撰写“政通人和”,之类的功德文章。姚鼐会意,此行虽偿他观山之愿,但他决计不辱文德。登山归来,朱氏见姚鼐毫无作文之意,便迫不及待送上文房四宝。姚藕展纸挥毫,一气呵成《登泰山记》一文。朱氏观文,大失所望,一语双关道:“姬传兄,我现在才真正了解你,可敬可佩!”。

（六）“天下文章出桐城”

　　清乾隆时期,吏部主事程晋芳(歙县人)、翰林院庶吉士周永年(山东历城人)均博学贯通,同为《四库全书》编修,对桐城籍文人的文章欣赏推崇。此时,姚鼐也是该书编修,程、周对姚鼐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苞)侍郎,今有刘(大櫆)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论即传遍京师海内,被视为桐城文派名称的由来。

　　程、周“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论说,如实道出了桐城文派的声势和影响。当时桐城文风已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的局面,此种状况一直延绵到清末。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戴钧衡、方东树、刘开、姚莹、吴汝纶等。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而且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传人遍及全国,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就列了桐城文派作家646人,桐城文派著作2370种。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也曾指出:“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

 

闲说桐城历史人物之二（鲁肃）

 

鲁肃投子又寄母

                                              

    盛世出能臣，乱世出英雄。三国时代无疑是个群雄逐鹿的乱世，在那个乱世里真可谓是英雄辈出啊。

鲁肃无疑是这宠大英雄队伍中的一员。

史学家常常抱怨文学家歪曲甚至篡改了历史，比如《三国演义》就歪曲了鲁肃的形象，把许多本是鲁肃的功劳转嫁到了诸葛亮的头上。像那赤壁之战，原是鲁肃与周瑜的运筹帷幄，没诸葛亮什么事，可《三国演义》中一曲玄乎其玄的孔明借东风，便把那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导致“三国鼎立”历史格局的著名战役的功劳和荣誉统统给了诸葛亮。

其实在史家眼中，鲁肃的智谋计巧、文韬武略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若不是他在关键时刻独持异议，那么在建安十三年，孙权也许就降了曹操，历史也就不会有三国时代了。他初见吴主孙权时，对天下大局的分析也丝毫不输于诸葛亮的《隆中对》。

史载鲁肃出身于世家，早年丧父，盖因观天下局势不稳，便散尽家财，结识英豪。他自己更是熟读兵书，文武兼修。他结交的英豪之一便是周瑜。周瑜那时在桐城做官，任居鄛长（在今桐城南）。周已是铁了心要跟孙氏兄弟了，正在为东吴的天下屯兵习武哩。而鲁那时还像个飘萍一样无所归依，在他的家乡，袁术倒是想让他做东城长，可他看不上袁术的为人。周瑜听说了鲁肃事迹，便来访贤，两人一见如故，鲁肃竟携家带口，从东城（定远）搬到居鄛安家落户。

某天，周瑜缺乏军费，向鲁肃借粮。好鲁肃，端的出手大方，家中囤有两仓廪粮食，他随手一指，竟就送了周瑜一廪粮。周瑜能不感动？两人便对天盟誓，结为兄弟。三国时代，是好结为兄弟的，孙策和周瑜结为兄弟了，后来孙策死了，他弟弟孙权又和周瑜结为了兄弟；周瑜和鲁肃结拜了兄弟，然后鲁肃又与吴国另一员大将吕蒙拜了兄弟。还有蜀国的刘、关、张，也是结为了异性兄弟的。主公和属下如此亲近，也只有在创业打江山的阶段吧。等到功德圆满，称孤道寡之时，那兄弟之谊就轻易叙不得了。

周瑜认定了鲁肃是条好汉，便劝他投靠东吴，为孙氏服务，他说：“当今之世，非当君择臣，臣亦择君”。于是，鲁肃便在周瑜的引荐下去见吴主孙权，这兄弟的兄弟一番对谈，两人竟也相见恨晚，孙权便让鲁肃做了大将军。

鲁肃在桐城的遗迹颇多。有指廪岭，就是那随手一指，送了周瑜一仓粮食的地方。另外还有试剑石、投子寺、寄母山等。

要知道，那时的桐城一带正是吴魏两国大打拉锯战的主战场，什么夹石、北硖关、挂车河等沿用至今的古地名，在《资治通鉴》里俯拾皆是。

鲁肃就屯兵在桐城的龙眠山北麓，因其屯兵于此，此山便叫做鲁谼山，山上一块天然混圆的巨石当中有一道雷劈般的裂缝，相传是鲁肃试剑时劈开的。而在同一条山脉上有一座山峰被称作投子山，山中有座著名的寺庙叫做投子寺，传说是一次战争失利，鲁肃兵败而逃，其时他的妻儿也在军中，怕被曹军逮住斩草除根，便将襁褓中的儿子投放到寺庙中，寺里和尚慈悲为怀，当然会将孩儿好好藏匿的。那寺庙原本叫做胜因寺，只因鲁肃投子于此，遂改名投子寺，山也因之名为投子山了。而在另一场战争中，鲁肃因要远征，便将老母寄养于甑山的一座尼庵里。待战事结束，鲁肃前来探母时，母亲却已故去。鲁肃痛哭失声，葬母于山巅，此山即为寄母山。

自古忠孝难两全，鲁肃为了忠于吴主，不得不投子寄母。看来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

鲁肃，字子敬，46岁就死了，这不免使他的英雄事业有些意犹未尽。史书上只说鲁肃有一遗腹子名淑，长大了也继承父亲事业，做了将军。其他的子女未曾提及，那投入寺庙中的孩子是出家做了和尚，还是不知所终了呢？那么鲁肃为了他所追求的英雄事业，竟是失出了两个亲人哩！

 

闲说桐城历史人物之三（朱邑）

归葬桐乡朱仲卿

                                                 

    朱仲卿就是朱邑，汉代名臣。史书说他是西汉庐江郡舒县人。那时候桐城就属舒县。但那时的舒县很大，包括了桐城及其周边的一些地方。朱邑的家乡据说是在现在的潜山境内。但他与桐城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这是有史为证的。

首先他是从桐城发迹的。《汉书》曰：“少时为舒桐乡啬夫”，桐乡当然在桐城地界了。就是如今桐城西乡的一片地方，与潜山倒是紧邻的。朱邑年青时踏上政坛的第一步，就是在桐乡做啬夫，也就是乡官，公务员队伍中最低一级的官员。那时的乡官也没有多少事情管，主要就是诉讼和钱粮。他做乡官时“严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这是个好官，对老百姓仁慈爱养，怜贫惜孤，依法办事，执法文明。所以“所部吏民爱敬焉”。

爱人者人恒爱之。他因此得以升迁：“迁北海太守”。可以想见离桐赴任时，桐乡的百姓一定是牵衣挚袖，送了一程又一程的；朱邑一定也是泪湿眼眶，一步三回首的。

到了北海太守任上，他依然是个好官，于是“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到中央当了财政部长了，那时部长少，大司农位列九卿哩。

位高权重，不改本色：“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这是怎样一个人啊，又念旧又不循私情，所以他就得用自己的俸禄来接济那些亲朋旧友。所以他虽位列公卿，仍然生活简朴。所以他死的时候便身无长物，家无余财。于是“天子悯之，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按理说，有了那么多赏赐，他的儿子完全可以风风光光地给他在京师或者家乡建祠建宇，大办一场丧事了。可是不行，朱邑临终之前留有遗言：“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桐乡，后世子孙奉我，不如桐乡民。”他的儿子当然谨遵父命，把他的尸骨运回桐乡安葬。

他的墓地就在桐城西郊不远处的一片农田里。

他是料事如神的，二千多年过去了，朱邑的后代如今那里还能寻到？可桐乡的乡民仍然在祭祀他。

我曾骑着自行车去寻谒过他的墓地。问朱邑，不知道。问朱仲卿，还不知道。问汉大司农，更不知道。最后有人恍然大悟：“是朱公墓吧？”是的，是的，乡里百姓哪搞得清这位朱公到底是谁？只知道是上古时候传下来的一座墓葬。早些年，墓葬边上还有一座朱公庙。此人已经成神成圣了，该祭祀的。所以初一、十五，四时八节，那墓地上是香火不断的。其实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神庙，是明代桐城主簿夏仲寅特为修建的“朱大司农祠”。乡里人引我来墓地，并告诉我，那庙破四旧时给砸了。

我去拜谒的时候也是带了香烛果品的。那墓地高大如一座小丘，立有桐城市人民政府的文物保护碑。

我看着树木浓荫下的朱公墓和那缭绕不绝的香烟祭品，不禁想起明末桐城诗人方文的《朱大司农墓》：“汉朝陵墓有谁存，丞相通侯不足论。底事啬夫茔尚在，年年父老荐鸡豚。”是呵，汉朝的太庙王陵在哪里？即便还有遗存旧迹，怕也是残垣荒野了吧。只有存在民间，存在百姓心中的这座啬夫坟朱公墓，还依然高大。年年有人添坟挑土，岁岁有人焚香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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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桐城历史人物之四（范增）

站错队的范增
                                                  

    最早认识范增应是在中学课本上，那《鸿门宴》何其惊心动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出谋划策之人就是范增。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英雄霸业，靠的是谋士良臣。范增就是个历史上著名的谋士。

    在秦汉之交的那场血雨腥风中，经过了一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淘汰，最后的英雄似乎只剩下了项羽和刘邦。以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对垒刘邦的区区十万兵将，这场歼灭战应是胜券在握的。若非项伯的妇人之仁，为救张良泄了机密；若非项羽抹不开情面，答应叔叔摆什么鸿门宴；更加若非的是项羽心肠太软，竟对范增的屡屡示意视而不见，没有借宴饮之机杀了刘邦，急得范增只好找来项庄，想以舞剑凑兴之名杀了那个泗水亭长；若非那短视的项伯又来捣乱，以对舞之名保护刘邦，直至张良看出端倪，叫来了不要命的樊哙……倘若，倘若这一连串的若非都不存在，那么汉高祖就不是刘邦，而是西楚霸王项羽了。或者干脆历史上就没有了汉朝，只有西楚。而范增，这个项羽的亚父，其开国元勋的名头和地位也便是既定的了。封王封爵还不都随他老人家自个挑。

    然而历史也和人的命运一样，有着偶然性。一个疏忽、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满盘皆输的悲凉结局。

    当然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项羽的一时心软其实与他后来的自刎乌江有着必然的联系，其中的过渡就是听信馋言，对亚父起了疑心。所以，鸿门宴上，范增又气又急，骂道：“竖子不可与谋！”

    谋士毕竟是谋士，谋不来江山社稷还谋不好自己的进退出路吗？所以，当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不再信任范增后，范增还是能够做到激流勇退的。他及时向项羽递交了辞呈，然后急急忙忙从西向东，想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他的故里就在桐城，《辞海》说：范增，居鄛（今安徽桐城南）人。

    我想象他从西北返乡的过程，一定是又羞又忿。羞的是自己跟错了主子站错了队，竟将一生的抱负和才华丢进了水里，没听个响；忿的是相对于项羽的名门出身，刘邦这个贪财好色的乡间无赖，竟网罗了那么多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帝王的江山霸业之争实乃谋士的智谋计巧之争，他范增最后还不是栽在了陈平的反间计上。

    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伤。最后不免忧愤交加，染上了背疽，死在了回乡的路上。还好从人将其尸骨装入棺椁，运回了家乡。

    虽然作为谋士，范增站错了队，跟错了主子。不过笔者是个小女子，从女人的角度，还是觉得跟了项羽好，一曲《霸王别姬》成就了千古爱情。虞姬那最后一刎，美绝天下。再看看刘邦那些老婆，咳！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