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不可能随制度的死亡而消失 --------------------------------------------------------------------------- 2007年02月08日17时31分 星辰在线 文化传统不可能随制度的死亡而消失 ——对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必须尽量撇开自己的主观好恶 人物周刊:您在安徽潜山官庄乡度过了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个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七言绝句。 1945年-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 “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万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 他的初稿首句最后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他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我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摘自《文化传统不可能随制度的死亡而消失》) |